论"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

“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党在治国方略上的完善和创新。文章分析了这一治国方略确立的深刻根源，阐述了其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的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对实现“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几点思考。     

试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今年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法、德相济成为我们的治国施政方略,正确地理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会使我们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方针,更好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以德治国"与经济伦理学

一般来说 ,治国是对有治国权力和责任者而言的。在我国 ,是通过党领导人民群众来实现治国的 ,因此 ,“以德治国”就意味着 ,对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共产党来说 ,现在治国依据不仅是法而且是德 ;对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来说 ,接受领导从而实现治国的依据也是法和德。因此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意义就是 ,明确现在治国的依据、基础是法和德 ,党与人民群众有关治国的共识是法与德 ,只有在法与德的基础上才能实行和接受管理。我国经济伦理学者近年来已经提出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 ,而且是德治经济。这与“以德治国”对经济…     

再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

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一些流行的观点、看法存在某些不足,乃至误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构关系决定了整个治国方略的系统性质."依法治国"是"坚定不移"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略,正是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整个治国方略区别于人治的法治性质.     

论江泽民"以德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这一基本方略,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精华,又批判地吸收了现代西方各国的治国经验,同时又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法治"、"德治"相统一治国方略新境界

人类社会的治国方略大体经历了"人治--法治"两个阶段,按照内在规律应该向着"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及时提出"以德治国",是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道家"以正治国"思想发微

要确切理解道家的"以正治国"思想,首先要明确"正"的含义,在道家思想中."正"与"奇"是相对的,治国要以"正"为标准;"正"与"静"是相通的,治国者要遵循清静无为的原则."正"是治国的根本,执政者是"正"的体现,所以政治活动也要以"正"为原则.在具体政治活动中,执政者要以"名法"为"正",重视法度的作用."以正治国"的目的是实现"正天下"的政治理想.     

"德法合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的提出 ,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而是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了“德法合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要求 ,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思想的又一发展     

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国的治国方针由"人治"到"法治"转变,并发展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本文回顾我国治国方针的转变和发展,并从四个方面分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必要性.     

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京兆韦氏是唐代重要的皇婚对象,其与皇室通婚体现出时间长、类型全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这既与韦氏身集经学世家、武力强宗、仕宦名族和科举新贵等特征于一身的家族地位有关,也与关陇士族尚冠冕的婚姻风尚有关,亦与官方士族标准的重新修订相联系,还受到特定阶段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介质性婚姻家族,京兆韦氏与唐室通婚有助于减缓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政局避免大起大落。联姻皇室对韦氏家族自身也有双重影响。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

政治婚姻是以婚姻为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婚姻形式 ,它是唐代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 ,其方式和类型也随政治、军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 ,政治婚姻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唐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有利于边疆和平和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廷与藩镇联姻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维护中央集权 ;藩镇之间联姻在初期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 ,至唐末又有助于壮大强藩的势力 ,实现局部的统一。     

先秦政治婚姻初探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夷狄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先秦政治婚姻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先秦各国主要出于结交军事同盟、恃大国以图存、取人之国、巩固盟约、解除兵威、酬恩报德等目的而联姻,但各种联姻的性质却不尽相同。先秦政治婚姻呈现出多元化、多方位,“媵”婚现象比较突出,小国往往被婚姻大国所灭,强国干预弱国内政等特点。尽管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与汉唐和亲有很大差别,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     

论传统民本政治哲学的逻辑发展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从先秦开始发端，经过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等各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以“新民本”思想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     

温室殿及其功用

温室殿建制自汉至唐多有,但从史料的考证可以发现保暖作用只在其次,而主要用于宴息、议政、藏书等。温室殿在皇帝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由方位因素决定的。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