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法律语言具有抽象性以及法律规则具有有限性。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排序难以解决法律适用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固有矛盾。以许霆案为例,如果说一审判决对法律的刚性解释冲撞了民意的共识,那么重审过程中各种聚讼纷纭的解释立场、方法和结论则暴露了解释的随意性。为更有效地解决各种法律解释分歧,法官应通过视域融合与协商对话形式实现判决的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通过法经济学成本与产出的比较分析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从而尽力平衡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以求得合法合情的解释结论。     

论侵占罪的侵占对象之立法缺陷与完善——许霆案的再反思

通过对许霆案的案情和诉讼过程的介绍以及有罪和无罪中诸观点的评析,虽然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定罪量刑,但是最合理的罪名应当是侵占罪。我国刑法对侵占罪侵占对象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通过对侵占罪侵占对象存在立法缺陷的分析,对我国刑法270条侵占罪进行了重新设计。从而解决了刑法理论界对侵占罪侵占对象的争议以及对于今后再出现类似的许霆案能够合理定罪与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

在社会生活中，醉酒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刑法已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醉酒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对醉酒犯罪人归责问题上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处罚醉酒犯罪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为此，通过对醉酒犯罪行为、醉酒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来论证处罚醉酒犯罪的合理性。     

从传统犯罪学到数字犯罪学的代际更新

在数字化时代，犯罪学的研讨主题从“城市吸引犯罪”演变为“网络吸引犯罪”，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成为全新理论要素，犯罪的平台治理模式崛起，看门人规则为之提供了体系化的制度依据。在域外，理论界明确提出数字犯罪学的学术标签，以犯罪学智识助力数字社会的秩序重建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数字犯罪学依循着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系统论路径，通过在线控制的信息论路径以及基于看门人规制的控制论路径风靡云涌。数字犯罪学研究有力回应了传统理论对新型犯罪解释乏力的失语困境，一跃成为当下最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今后，数字犯罪学应进一步重视对新型犯罪及网络黑灰产业的现象洞察、对传统犯罪学的传承与发展、看门人规制的适用及其问题、平台治理的价值权衡等重大理论问题。     

计算机与网络犯罪含义的法律视角探析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使计算机、网络犯罪更加引人注目。通过对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计算机与网络犯罪概念的介绍和对比分析,指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区分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已经不具备典型意义,认为关于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概念也应该而且也有必要是统一的、一脉相承的。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合理性及其展开

网络犯罪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难题。《刑法修正案(九)》基于治理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新增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多种网络犯罪罪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多种与网络相关的犯罪进行了修正,但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论。我国网络犯罪最新立法修正总体上是必要和合理的,不过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虚假信息犯罪立法范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模式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立法内容与技术上的问题,应当立足其立法的合理性予以进一步推进。     

犯罪内涵新释

犯罪是危害行为所承载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以及该行为所表征的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格三者的有机统一。犯罪具有四个基本属性：犯罪的行为性（自然属性）；触犯刑法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罚当罚性。法益说存在美中不足，犯罪的法律本质应该被解释为“主要是对特定义务的严重违反”。     

试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与特征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黑道”（黑社会性质和黑社会组织）泛起。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涉“黑”案件，现在理论界、实务部门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我国目前只存在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不存在黑社会组织犯罪；有人认为黑社会组织犯罪漫画赤社会组织犯罪等，真可谓仁智各见。作者的观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组织成立需具备根本属性和其他属性；黑社会性质组织除了具备定性因素外，还需同时具备定量因素。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为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传输的平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逐步普及,网络犯罪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且在网络上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环境。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计算机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新刑法中也规定了计算机犯罪的条款,但是由于刑法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完善网络犯罪立法成为当下刑事立法的紧迫任务。     

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

在社会生活中,醉酒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刑法已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醉酒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对醉酒犯罪人归责问题上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处罚醉酒犯罪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为此,通过对醉酒犯罪行为、醉酒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来论证处罚醉酒犯罪的合理性.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历史的整体视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与“理论”之争及其启示

文章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 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两人关于"事实"与"理论"的激烈争论,对他们在理解上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双方争论的实质以及消除这一争论的途径。文章认为,"事实"与"理论"之争其实是特殊与普遍、具体与抽象之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对立,这种对立只能在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界中获得统一。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广告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源流与辨析

广告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渊源有自,世人对奥格威和伯恩巴克存在的误读是这一争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广告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直接关涉到广告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确认与整个广告理论体系的建构。在“现代广告”概念的观照下,科学与艺术是广告的两翼:科学性是广告的本质属性,而艺术性则是其特殊属性。     

人类胚胎的民法地位刍议

人工生殖技术、干细胞研究和人类基因复制的发展,使人类胚胎的伦理与法律地位日益受到关注。我国社会主流伦理观念对胚胎享有人的地位持否定观点,当前在制定民法典的探讨中主要学说也未给予胚胎以独立的地位,而是作为与人体分离的组织定位为特殊的物。有关胚胎法律地位的"人"的模式不足取,但"物"的模式也面临着困境。我国民法典应当回应科技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胚胎的法律定位,通过分阶段模式保护胚胎的合法权益,并从民法理论与立法两方面探索在人与物之间建立中间存在模式的可能性。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威胁还是整合?——试析西方学界对中国能源安全影响的争论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自身石油资源难以满足增长需求,因而导致了中国高度依赖进口石油。这种状况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西方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维护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可能对国际能源市场、国际安全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展开争论,形成了“中国能源威胁论”和“中国能源整合论”。这一争论是“中国威胁论”在能源领域的反映,实质是应该以新现实主义理论还是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指导来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崛起。     

"五四"文白之争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一个文化界有名的"双簧"引发了五四时期新文学阵线与封建复古派之间的文白之争.这场争论在文化上体现为语言与权力的话语争夺,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重任,是传统"文-言-意"关系范畴的体现,预示着文艺现代化、大众化的到来.它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导向.     

论大学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

大学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的"母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肩负着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受过高等教育普通型的人才,又要为培养专门人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自大学诞生以来,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的大学,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其培养人才无不遵循着某种模式。国际上关于培养人才的模式逐渐演变成两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即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对于这两种模式,在我国已经争论了半个多世纪。本文的目的是想对这场争论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向发表一点看法。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