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先秦儒家"礼以美身"的观念辨析

在先秦儒家的观念中,礼与身的关系不简单是"礼自外作",文章通过梳理礼与儒(巫)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士的身体姿态是对礼的展现.春秋时代,礼成就"威仪棣棣"的君子.孔子将对礼的践履作为成仁的工夫,发展到荀子,礼内化为生命体的内在结构构成,而其成为中国宗法礼制文化结构坚实的生命基础.     

从“孔颜乐处”诠释儒家的和谐思想

春秋时期形成的礼文化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来源。孔子以礼文化的教养为思想起点,援“仁”入“礼”,给传统礼仪注入“仁”的新精神。颜回习“礼”体“仁”,以仁贯通天道,不改其乐。孔子、颜回以此实现了身心的和谐。“孔颜乐处”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范畴,对于当代人的心灵环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程礼论的性理基础

二程继承了儒家重视秩序的礼学传统,并创新性地从心性义理角度释礼。义理上认为礼依据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天理之序而设;心性上,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即性理是礼的形而上依据,自然存在的气禀之性即生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情,是礼的形而下依据。心性义理构成了礼的本体,性理是礼的本体,礼是性理的发用。理体礼用,理本礼末,理不变,礼因时而变。圣人掌握了礼的要义因此能够做到与理合一,因时变礼,乐在其中;常人通过克己复礼、礼乐教化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背礼的人日践危地,难得安生。二程从心性义理高度谈礼,注重礼的要义,对礼进行抽象化内在化,提升了传统礼学的理论水平。     

论儒家敬身之道

儒家敬身之道的原则是"以身训礼","身礼合一","德身一如",不是仅仅为"身体而身体"。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亏其体,二是不辱其身。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反思儒家敬身之道对个体身心健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性自命出》的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

心性学说是儒家理论开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先秦儒家心性理论的发展过程却并不明晰。《性自命出》作为郭店楚简儒家类文献的重要篇章,蕴含丰富的心性思想,其中关于性命相通、性之善恶、性情一致、心取性出、身心一致等观点,对理解孔孟之间百余年间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建构初探

早期儒家对于孝道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儒家经典来看,早期儒家对于孝道的阐释主要是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儒家德目的关系入手进行思想建构的。文章对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道德条目的关系作了归纳和梳理,初步回顾了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对于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性有重要意义。     

《礼记·檀弓》的作者及其年代

<正> (一) 《檀弓》是我国儒家古籍《礼记》中重要而别具特色的一篇。从根本上说,它是阐释、说明为礼之要的著作,但其着眼点并非礼仪制度的颁定,而是通过孔门师徒礼的传习、实践中的琐节,纪事来申释礼的内蕴,体现儒家重礼、贵礼精神。在儒家看来,礼之重要不仅在于礼仪制度行式,更在于礼乃是立身之根本,心灵之归依。孔子很重礼,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弟子子游、子夏、曾子及其数传门徒,根据孔子重礼观念对礼更求繁细并加发挥,在实践中礼更见绵密繁博,一举一动,一顾一盼之微无不与复性节情、治国平天下有重要关系。《檀弓》便是这类纪事经崇礼儒者口笔相传、保留下来的文献之一。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论《金瓶梅》的身体书写

《金瓶梅》着重身体欲望的书写,推崇肉身的美与力量,视身体为快乐之源,这种身体观是与儒家注重身心一体、以心为主的修身观念相背离的,透露出儒家修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缘化甚至坍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小说人物的无礼无仪、无所敬畏和从无省思的生命特质,正是这一社会思想状况在小说叙事中的形象表现。《金瓶梅》的身体书写与明代中后期士风、学风的演变相联系,是当时社会民众尤其绅商阶层驰逐声色、"昧于治身"的生动写照,也映射了儒家修身观念坍塌的情势下,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员群体性的道德堕落。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客: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源于“三礼”中的成语

"三礼"是传统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承载大量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信息外,还从源头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汉语。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成语,追根溯源,不少都源自于"三礼"。     

威仪观念与《诗经》叙事模式的世界观照

威仪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伴随着人的尊严而产生。高尚感是人们永恒追求,它在先秦文学典籍中有充分的表现,其主要文本载体是《诗经》。在风雅颂三者中均有表现高尚感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最集中的表现还在《颂》诗中。《颂》诗的主要风格是高尚,它通过威仪观念表现出来。《小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整齐的章法。《大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错综的章法。《颂》诗最主要的章法特点是不分章,而做诗人的主观际性是《颂》章法的决定性因素。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传统儒家礼仪教育与民众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

传统儒家所论礼,强调其作为提升引导民众生活质量的行为价值原则的意义,而不是固着于条文细则等外在形式.礼仪是称情而立文,它直接关联民众的情感生活,是一种最普遍化的生活形式,它对民众生活具有直接的人文价值教化意义.礼仪教育重在引导民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自我实现和超越,个人的道德价值是不断在当下情感生活中敞开的通性,它源于孝悌血缘亲情,并有道德的升华,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身体观念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观，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灵肉对立的二元思维，即使在生理意义上的身体，也不与心灵形成对立，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心”同样也是“体”的一部分，和其他的人体器官的性质并无不同。同时，由于中国人传统的“近取诸物”的思维习惯，通过联想、比喻的方式，由具象的事物引发抽象的思考，生理的身体，也就同时成为了意识的身体。中国古人的身体观不仅与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美学观相互交融，而且显现为整个传统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无论是儒家致力于对社会秩序的重建，还是道家致力于对自然之道的体悟，都是以自我身体的感性体验为起点的。儒家身体观中包含的家国同构、君民一体的认识，道家身体观中包含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都对当今世界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态问题上的关切有着极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