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

哲学的思想生产或创造与哲学的历史发生犹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则仅被理解为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和资料,不能参与当代思想的创造进程。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思想的创造与经史的研究并非分为两撅。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的重建以实现思想的转变,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生产和立言的基本方式。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思想和哲学理论。以学者个体自身学术宗旨的差异多元性构成为出发点,接续中国传统重建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思想生产和立言方式,使经典和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真正参与当下思想创造的进程,在此基础上真实展开与其它文明传统的思想对话,那属于自己的当代中国的哲学系统和思想世界才能逐步得以形成。     

儒学的当代诠释——读《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儒学的发展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形上意义而实现的。近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儒学在思想学术上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但那种把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问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离出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模     

董仲舒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精华

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将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理想和信仰体系一起囊括在他的天人合一即天道观思想之中,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儒学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其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使得先秦天道观和王道理想进一步罩上神圣的光环,"大一统"思想更加凸显了政治化、伦理化意蕴,天道教化的理念经由信仰的建构渗透到社会人心之中。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

经典诠释是儒学产生和言说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尚书>的经典诠释,儒家拥有了王道理想、圣贤意识和天命崇拜的观念,依此先在的信念儒者展开了自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追求.因而我们在探讨儒学的本质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儒者的理论体系自身.在探索今天的儒学复兴问题时,要深入地研究儒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要从儒学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认识和探索.     

儒家和谐思想的价值转换

儒家和谐思想资源的挖掘整理对丰富和谐社会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建国头三十年的有关研究对于儒家和谐思想基本持否定态度,基本没有什么学术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后,儒家和谐思想的研究逐步转向正面的评价,并与当代中国甚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推进了儒家文化的研究.但论者较多地关注现实,对于儒家和谐思想的深层理论分析不够充分,特别是哲学诠释不够.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和谐问题的研究,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对"人"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理论做深入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新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