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以道德代宗教——论梁漱溟的宗教观

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和宗教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备受关注.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对这一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他"以佛教释宗教",主张"以道德代宗教",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对宗教进行了诠释,突显了一位儒者强烈的人文关怀.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学术的传承与思想的重建——董子的思想系统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的表述,以经典的诠释为其基本的方式.但这种经典的诠释,并非仅仅是一种视经典为单纯历史知识的名物训诂之学.每一时代学术的重心,乃在于其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任现实的思想性创造.今所谓汉学,其主旨并非专讲考据.董仲舒以<春秋>学为骨干的思想学术系统,其重心亦要在为当时的"大一统"和政治合法性建立一宇宙论的体系,奠定一形上学和超越性的基础.今日儒学研究的总体倾向是侧重其知识性的一面,而对其思想性的现代重构重视不够.儒学因而未能真正参与当代思想理论的创造,失去了它作为中国当代思想的原创性本原和基本理论诠释原则的作用.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思想建设与历史传统两歧及其知识化的研究方式,亟须改变.     

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学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读经、研经也构成了极重要的一门学问,成为"士"人进仕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制,培育了士人群体对经学的信仰,也培育了一代代经师,他们构成儒学的话语主体,也承我着延续儒学命脉的重任.20世纪后,随着经学的解体,传统儒学发展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经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儒学话语权的失范、儒学诠释的泛滥等成为困扰儒学发展的因素.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意义的自由度与同一性——董仲舒哲学中的经典和诠释问题

董仲舒确立了五经文本作为"素王之文"的经典地位,使其获得了形而上的天命依据并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资源.通过对五经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区分,董仲舒的经典诠释在面向新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兼顾了先秦以来儒学传承的历史延续性.通过对五经文本书写方式的探讨,董仲舒思考了五经释义和现世王权之间的制衡问题.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论北宋理学义理之学的特点

北宋理学学者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 ,进行了为学方法的变革。他们一反汉唐儒者繁琐说经、支离蔓延的治学风气 ,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大义 ,表现出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点     

明清之际:从“主体性”、“意向性”到“历史性”的一个过程——以阳明、蕺山与船山为例的探讨

廿多年的探索里,我一直有个想法,认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应当深到文化精神的底蕴去诠释,要扣紧整个历史社会总体,正视整个族群心灵意识的发展过程,我以为这样的探索将有益于整个族群的自我认知、自我诠释、自我转化以及可能的创造发展。宋明儒学到清初的发展,若进到整个族群心灵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熊十力《儒行》诠释中的经世意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用相当篇幅诠释了《儒行》这篇儒家经典,并认为其思想贯穿群经,以此为起点读经,可改变当世士人的弊病,为救世治世打下基础。但现有的研究中对其《儒行》注疏中所体现的经世思想关注较少。熊氏通过自己的诠释,认为儒者非为柔弱之徒而应是勇猛精进之士,且常怀治世之心和报国之志,进德修业以造就儒者自立、刚毅的自信性格,使儒者在出仕为官之时能做到忘怀荣利、举贤援能、居安思危而有利天下,未仕居家之时亦可明职清分,助教乡里,辅助治化。突显儒者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试论唐初的教育、科举与儒学传播

经典解释权与官员选拔制度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此两项又每与儒学有关,因此在儒学的传播过程中教育与科举直接影响儒学实际社会效应的产生。唐初教育特别是官方教育系统对于儒学教育的贯彻以及科举考试亦为儒学所笼罩强化了儒学在此时期的传播,但儒学的制度化同时也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论考据学与清人的精神家园

考据学是清代儒学的生长点,因为在清文化专制政策下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只能从整理儒家经典着手。考据不是目的,但在当时文字狱的社会环境下,手段成为目的。考据学者正是从儒家经典中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矫正了宋明理学的弊端,从而挽救了儒学。如果说汉人的精神家园是经学、隋唐是佛学、宋明是理学,那么清人的精神家园就是考据学。     

论东汉后期的儒道融合

儒学一向被视为守成之学,其基本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及既有文明。东汉后期持续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儒学也遭遇到空前的信仰危机。对儒家学者而言,道家思想适成为用以补偏救弊的思想资源,儒道互补一时之间蔚成风尚。他们对道家精神的汲取表现在现实应用、社会批判、经典诠释等不同层面,而在经典诠释方面,郑玄、高诱的经注又具有典型的意义。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学话语策略的调整与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

儒学话语建构具有强烈的策略性特征。从孔孟"以道自尊"的锋芒,到荀子缓和"道""势"、依经立义的言说,再到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都是儒学话语策略调整的结果。话语策略调整伴随着儒者与君权之间的力量消长,联系着儒学的基本形态与品格,并在诗学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重新理解船山学与宋明理学的关联

船山研究要深入发展，最重要的是向更广阔的儒学思想史的视野发展。在深入具体内在地研究船山的经典诠释基础上，全面、客观地理解船山与宋明理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