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体乎经，证乎梦——经学视角下的儒者“夫子梦”

孔子自述梦见周公,由此开启了圣贤梦传统,而刘勰梦见孔子则开启了后世的“夫子梦”传统,此以明代儒者最为典型。儒者的“夫子梦”与其经学实践及经学思想密不可分,其中最具特色的主要有感发梦与证成梦两种类型。感发型的“夫子梦”具有预言性质,多干预现实;证成型的“夫子梦”具有理性分析特色,通过梦境可检验做梦者的经学诠释造诣。对“夫子梦”的解读可视作从解梦角度探索经学传统的典型例证,有裨于学界对学术史既有重要问题的反思与再认识,同时梦境解读亦可视作进入经典世界的新路径。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经学没有死亡，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来经学研究跳出了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出现了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均有自身的渊源。随着新材料(特别是出土简帛)的问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锻造新的范式的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经—传诠释系统是开放式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的。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经典最初如何走进欧洲社会视野，不仅是百年来中欧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海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儒学初传的历史背景看，波塞维诺印本所收录的罗明坚拉丁文手稿乃是首次呈现于欧洲社会的译本形态。然而，通过拉丁原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波塞维诺印本与罗明坚原稿存在重要的译介策略的分歧。罗明坚译稿展示出“儒耶协同”的诠释倾向，而波塞维诺印本则有较明显的“援儒入耶”的译介立场。两种译介策略的差别不仅仅是术语文法层面的分别，更透露出儒学首次进入欧洲视野时西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复杂应对心态与诠释方式。然而，无论罗明坚的“儒耶协同”还是波塞维诺的“援儒入耶”,这两种诠释方案均对当前中华经典外译事业具有重要镜鉴价值，即文化传播需要首先考虑异域读者信仰心态并进行处境化语境转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儒家核心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产生信仰共鸣，继而推进中国传统信仰价值在海外的深层次传播与文化认同。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李贽经学思想发微

李贽的经学思想大抵归于自得,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他一方面主张"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力求还原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本来面目,重新解读经典本义和领悟圣人本意;另一方面又重视《易经》和"四书";融合三教,以儒为宗,援引佛老以注儒经;主张"不求甚解"、"六经注我"的注经方式,借圣人经典以阐发己意。李贽的经学思想是一个对汉宋经学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与发展的复杂思想体系。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底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因而想从路向上来个根本扭转,试图重新回到所谓经学形态上去的期盼,是大可商量,也是不太现实的。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

经典诠释是儒学产生和言说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尚书>的经典诠释,儒家拥有了王道理想、圣贤意识和天命崇拜的观念,依此先在的信念儒者展开了自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追求.因而我们在探讨儒学的本质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儒者的理论体系自身.在探索今天的儒学复兴问题时,要深入地研究儒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要从儒学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认识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