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体、制度与国势：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引论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围绕宋代政治予以叙记论断，政治观念体现出宋代浙东学派与理学的综合影响。尤其是经制事功学的治体论，在寄托于政论的思想阐发中有系统概括和理论深化。吕中将政治精神与制度礼法紧密结合起来衡量，对于纪纲法度的中心性予以高度重视。他批评王安石变法没有把握到仁意与纪纲的相辅相成，采取了更变纪纲法度而非振起的政略，破坏国初以来形成的祖宗法，动摇了宋代立国根本。宋初太祖立国，善于因承前代旧制，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达到良好治效，避免动辄复古、大变法引发的大动荡。“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不当因弊以立法”，是立国思维的基本政治取向。吕中概括了宰相制度“分权而共政”的精义，高度评价了李沆坚凝国本的宰相功绩，指出重议论的政治文化是为了弥补以仁立国的国势之弱，对经筵制度的分析清晰显示出制度生发、形成、完善之演变机理。“以家学为家法”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养成君臣共治的治人群体。他将宋代政治变迁提炼为由创业到守成、变革的一般性政治原理，运用忠质文语言给以治体论阐释。理学观念中“法三代”与“法祖”的取向张力在《宋大事记讲义》中得到很大缓解。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苏轼奏议的思想蕴涵与文学特征

奏议是苏轼文学写作中之重要部分.苏轼一生仕宦,公忠许国、关心民瘼、直言敢谏,奏议为之忠实纪录,文体史上与西汉奏疏、陆贽奏议鼎足而三.南宋孝宗帝赞其"忠言谠论,正朝大节".苏轼奏议展现出其为政责实、以民为本、崇儒重德、广纳忠谏、独立不倚的治政思想与理念.以文学视角言,苏轼奏议论切时弊、引类譬喻、变俗为雅、长于摹写,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以政治影响论,苏轼奏议对于宋世推尊陆贽、规谏当朝帝王、助力高丽外交、惠及天下生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奏议为苏轼赢得崇高文名,其敷陈政见虽不尽公允,但仍不失为史上一流写手.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论苏轼的政治哲学

美国汉学家Ronald Egan(艾朗诺)通过考察苏轼所写的策论和《东坡易传》,探讨其政道一体的政治哲学,论析苏轼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与重大价值,着重阐明苏轼道源乎情、情性一体、性无善恶、礼基于情、治基于道的核心思想,高度评价苏轼尊重民意、顺应民情、深结民心、畅通言路、杂语共生、治贵无私等政治主张的重大价值。体现出艾朗诺独特的研究视野、方法理路与价值判断,可为国内苏学提供他者的镜鉴。     

论苏轼的四六文

论苏轼的四六文尹占华一四六文在宋代文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如科学考试、政府公文、交际书启等，仍然通行四六。但经中唐与北宋时期的两次古文运动之后，四六文接受了散文的影响，宋代作家在作四六文时，以古文的气势行文，加添古文的长句，...     

古典儒家政治哲学论纲

古典儒家系统探讨了政治的目标、主体、途径与方法问题,回答了谁统治、为什么统治,以及如何统治等问题,其政治哲学包含政治境界论、政治主体论、政治道义论与政治本体论四部分.政治境界之达成,取决于政治主体能否克己修身和尽忠职守;政治主体能否克已修身和尽忠职守,取决于其能否自觉遵守与践行政治道义;政治主体能否自觉遵守与践行政治道义,取决于其能否洞察政治本体.这四部分互证互诠,彼此关联,相互发明,系统地论证了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的全体大用之所在——“内圣外王之道”.     

王船山宋代观探赜

王船山究观历代政治得失,于两宋尤为措意。其宋代观,常为后人简括为“陋宋”,但这一概括并不能体现船山论宋的精要与复杂。事实上,船山于宋代,苛评之外亦多有称扬,这在其讨论宋之贵士传统、“祖宗家法”以及思想学术等方面均有呈现。其苛评更多是船山作为明遗民深负家国之悲的激愤之语,有着鲜明的夷夏之辨之背景。透视船山宋代观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船山的历史哲学以及全面地把握宋明理学均颇有助益。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和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提出的中和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原则就是孔子提出的"时中"论和"和而不同"论,前者即"中"作为公正、公平之价值,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需要主体根据不同的"时"或境遇加以灵活地运用;后者即"和"作为和谐、和平之价值,乃是一种基于"不同"的有序或差序和谐,它需要主体养成包容、谦让的"内圣"心境。中和思想为当代的和谐社会构建与和谐世界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多元族群与国家建构:清代回疆治理的问题与省思

本文以清代回疆治理为视角,就清代回疆于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清代回疆基本治策因俗而治之赓续与变异、因俗而治之下清代回疆的地域文化、回疆伊斯兰文化的政治法律功能等多方面展开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指出清代回疆治理不乏成效,亦值得多族群关系与国家建设深鉴。清代对边疆尤其是新疆的治理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注入许多新的因素,也为我们当下的边疆治理提供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在近世趋于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宋儒藉宋学重建社会政治中心，在君臣、官民之间沟通整合，教化提升，于国史变迁中推演出立国规模的新气象。这一脉络对于我们理解近世精神传统十分关键。宋儒活跃其间的近世社会，体现出与中古门第传统颇为不同的平民自由气质，门第与平民之嬗变也具现于近世思想文化竞争中。宋儒生发之道统论，显示社会下层渐转超政治上层，萃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即政学相维与士统重建。钱穆主张“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建立近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因此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时代新命。     

辛派词人词学思想初探

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是宋代词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词学流派.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既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散见于他们的词集序跋和有关词话词论中.其思想内涵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弘扬主体,崇尚词品的词学主体观;二、陈经济之怀,作陶写之具的词体功能观;三、以气为词,刚柔兼济的词体风格论.     

新自然法学法治论之旨趣及启示

自然法学派对西方法治论传统及"良法之治"理念具有承启意义。晚近新自然法学褪去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其法治论也渐次转向对法治形式价值的关注。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法治"以正义原则为旨归,趋于描述一种确保正义价值的形式化制度体系与法治秩序;在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中,"法治"作为不断趋向道德目标的治理事业,体现为一种内在具有合理形式、蕴涵"程序自然法"的秩序框架。晚近新自然法学注重认知与方法的平衡,现实地考量法治的形式价值,进而转向对规范之内在属性及秩序之稳定形式的审思,这对强调程序正义的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不乏启示意义。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