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之团圆开场现象论——以《六十种曲》为例

《六十种曲》有着具明显表征的“团圆开场”现象,且几乎成为一种固定化模式,被作家反复使用.这种模式一般以家庭聚会为依托,体现出以尊尊、亲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伦理本位思想.同时,它又与戏曲的独特艺术品味相联系,揭示了作家“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融进了作家对剧情结构冷热悲欢的总体性考虑,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蕴涵.     

“服术有六”:试论《礼记·大传》中的制服原则

所谓“服术有六”,即是指“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等六条制服 原则。这六条制服原则是《礼记·大传》从周代丧服制度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在这六条“服术”中, “亲亲”与“尊尊”是纲领性的两务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精神。而所谓“名”、“出 入”、“长幼”、“从服”等其他四条“服术”实质上是从“亲亲、“尊尊”这两条基本厚则派生出来的。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下)

孔子是在“仁”、在对人类的这种整体关怀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在孔子思想中,能够遏制无限膨胀的私利欲望的是“义”。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和“悌”。在孔子思想中,“忠”、“信”都是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并没有后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尊尊”的人身依附性质。“法”和“礼”是当时社会的两种联系方式。“法”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孔子重视“礼”和“礼治”,其根本意图在于强调合作关系而淡化和消解权力关系,以改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状况。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由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合力。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

孔子是在“仁”这种整体关怀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在孔子思想中,能够遏制无限膨胀的私利欲望的是“义”。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和“悌”。在孔子思想中,“忠”、“信”都是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并没有后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尊尊”的人身依附性质。“法”和“礼”是当时社会的两种联系方式。“法”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孔子重视“礼”和“礼治”,其根本意图在于强调合作关系而淡化和消解权力关系,以改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状况。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由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合力。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李振纲现代新儒学从２０年代初产生开始，直到现在仍是在中国与世界很有影响的新传统主义文化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以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为核心问题，以融会中西为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以“返本开新”为文化研究的根本...     

泰山文化与齐、鲁文化

齐、鲁地域文化，分别促成泰山宗教性神山和伦理性圣山形象。秦泰山刻石的“法家辞气”和始皇求仙活动，明显受到齐文化濡染。汉代封禅典礼的完备，得力于齐文化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封禅特重祭“天”，具有帝王自显和自警双重意义。鲁文化“亲亲尊尊”观念，导致汉封禅突出帝王权威和祖考之祀。“国泰民安”则是齐、鲁文化共同营构的泰山文化主旋律。     

家国传统与秩序再造——基于中国逻辑的历史分析

家国关系是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东西方之间却在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模式.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学研究成果,在分析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起源的经典案例之后,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为基础,形成了其家国异构理论.而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时,则出现了家国关系的另一种视角,即家国同构理论.但是,面对广阔而复杂的历史画卷,仅仅将其概括为家国同构难免有失偏颇.这一贯穿中国几千年之久的逻辑底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话语,并最终随着近代中国国家的转型而解构.今日之中国,法律取代宗法伦理成为调整家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家庭的私领域特征不断凸显,而传统的家国理念也更多地体现为家国情怀这一道德文化精神.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容隐权: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关照亲情,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身份名片”:一个盛行于古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兼论共识的“象征效应”

“身份名片”的盛行与古代中国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重序”国情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培养国人“亲亲”“尊尊”的礼治理念中,有效发挥了彰显身份等级的“名片”效用,从而成为共识效应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其中蕴含的哲学文化学的价值与意义,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历史发展、特点及价值剖析

中国传统法哲学寓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思想之中，且与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交相渗透，紧密结合，既历史悠久，又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发展变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时期。１、夏、商、西周时期的神权法和半神权法哲学。这一时期的法哲学作为中国法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与当时流行的天命、神权思想相融汇，主张君权神授，对违抗王命、蔑视君权者应当由奴隶主国家的统治者来代“天”行罚，并倡行“亲亲”、“尊尊”的宗法思想。继后周公提出并实行“明德慎罚”、德刑并用、“以德配天”的思想，修正了殷商的神权法思想，由独重神权走向兼重…     

同向异途:文化视野中近世中日医学复古思想比较论析

17—19世纪,中日两国传统医界均出现了复古思潮。中国的医学复古思潮具有经学化特点,强调以《黄帝内经》等古代经典为理论和临床的准则。日本的汉方医学“古方派”也以复古为取向,却发掘出独特的“疾医”观念,除了认可中国扁鹊和张仲景等少数医家外,对文化意蕴浓厚的中国医经理论和后世各派医家予以一概否定,又在“去理论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从中国汉代跳跃到日本江户的医学“道统”。这一现象背后有江户儒学道统“自立”诉求的深刻影响。“复古”思想的不同倾向,左右了两国传统医学在近代西方医学冲击下的反应模式和存废结局。这对思考文化与医学的关系有深刻启迪。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先秦儒家“亲亲”和“尊尊”思想的特色——以文献所记载的丧服服叙制度为视角

先秦儒家从内位与外位相区分的角度考虑“亲亲”和“尊尊”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儒家重视亲亲血缘关系,实质是强调情感的自然真实性,包括丧服服叙制度在内的礼文之道德原则实际就源自于人们的这种真实情感。对源于亲情的真实情感的极端重视和通过对道德原则的不断切身反省从而得到落实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两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