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的时代挑战

家国同构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形态;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都是建立家国同构这个基础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家国同构的基础与文化背景也在不断遭受时代的涤荡,因此家国同构这个概念或者实践都遭到时代的冲击。社会的变幻与时代的发展对当前国家政治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家国同构文化和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要求国家治理找到新的方式,要求国家为社会找到新的文化寄托纽带。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体伦理传统的价值对勘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根本性的学术难题在于: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伦理实体理念与中国家国一体的伦理传统在价值理念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是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源头性文本,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做当代意识的对勘,就是要从伦理实体所揭示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基础、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入手,对它们的伦理内涵做全方位的比照,以寻求合理的对话通道.而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起点--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的伦理实体的视角出发,在自然血缘与需要体系、人情主义与契约伦理、家国一体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伦理对话,能够进一步凸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伦理必要性.     

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非常有必要.基于全国5000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量化分析发现:家国同构模式并未对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优势递减效应”的存在及公共生命历程一致性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一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论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

以孝治国和家国同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文化模式体现在血缘关系成为家国同构的历史起点,血缘关系自然地成为政治的前提,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继而构成官僚结构的政治框架。孝道诉求成为宗法制权力体系的逻辑基点,孝的本质特征阐释以及孝的历史渊源,孝蕴涵的社会政治诉求,孝伦理价值是与忠的政治价值贯通的。     

文化迁衍与当代电影“家国叙事”嬗变

"家国叙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叙事传统,承袭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化"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中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形成民族寓言下的"家国同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国叙事"发展为政治图景下"国显家隐"的范式。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浪潮中,家国题材电影形成历史反思与诗意的人性化"家显国隐"书写模式。在新世纪互联网语境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下,家国题材电影生发出新形式,并不断更新其美学风格与具象叙事手段,激发出当代电影新的活力。     

家国模式与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话语修辞

在东西方文化中,家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记忆与经验,提供了小与大、具体与抽象、情感与理智等众多具有张力的叙事空间,成为国家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取理智共识与情感认同的基础。当下中国电影存在"家国同构""家国对立""以家喻国"三种模式,出现国家与家庭抵牾的现象,难以承担起关注个体人文价值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回归文化传统,借助影像的隐喻修辞,充分展示家庭及其家族文化的优质,是塑造中国形象不可缺少的维度。     

家国意识的再建与重构——论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倾向

家国意识在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主义和家国同构观念。这一意识普遍而深刻地体现在当今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同时又被赋予了时代内容和精神。     

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家国同构,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国家;古代西方国家(指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与国最终实现了分离,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古代中国,国家规范采纳的是私权力特征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只是伦理秩序的变体;古代西方,国家规范采纳的是公权力特征的法律秩序。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是伦理秩序的变体,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进行全面重塑。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之所以历经千年而愈建愈坚,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其独特的"家国同构"体制是这所大厦的主要支柱;而其维护封建君权的官僚制度也一直在完善和源源不断地输送构建这个大厦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精神-"儒家学说"自始至终呼唤着人们来保护和修葺这个大厦.     

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上)

家国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主要支柱,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核心价值.但它多次受到个人本位主义和社会大同主义的挑战,更不断受到共同体内部各不同构成部分的挑战.中国历史演进的全过程表明,能否维系好这一共同体并保障它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一贯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能否克服各种危机、保持繁荣兴旺的关键之所在.     

明清家族小说的体裁与叙事倾向

由于中国三千余年的帝制社会一直按照“家天下”的模式打造,使得以进行家国同构的延展性社会透视为主要特征的家族小说成为家齐国治的文化寓言文本,表现出共同的文化品格。本文认为具体到明清家族小说的创作,文言、章回体、白话短篇、弹词体等四种体裁的家族小说具有各自不同的叙事倾向,于中可以觇见家族文化、社会思潮、士人心态、世情世相的不同断面。     

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下)

家国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主要支柱,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的一个核心价值.但它多次受到个人本位主义和社会大同主义的挑战,更不断受到共同体内部各不同构成部分的挑战.中国历史演进的全过程表明,能否维系好这一共同体并保障它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一贯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大一统国家能否克服各种危机、保持繁荣兴旺的关键之所在.     

中华家国文化的新时代阐发与实践

家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教化、秩序维护、风气塑造、社会治理、文明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辩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家国文化蕴含的立德修身、睦亲齐家、爱国如家、家国一体、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之道，要求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激活家风家训的社会治理功能，筑牢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升华“天下一家”的大同情怀。这是对中华家国文化精髓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对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推动全球发展正义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国家起源研究

中国的国家起源,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的过程与原有的家族一宗族组织结构相融合,表现出一种"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特点;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国家起源体现出明显的"礼治"特点和"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政治基调.     

论中国国家社会化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浑然不分的典型,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有关,也是人的本性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社会化,并且初步探讨了中国国家社会化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汉代性别制度中的经权之辩

汉代初步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内容,为中国传统两性关系的确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典范。贞节礼教在汉代趋于定型,具体表现在理论阐释的系统化、政府干预的常规化以及女性恪守贞节行为的增多。然而,家国同构的社会状态、阴阳和合的传统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际关系格局、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和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交叠,赋予妇女日常行为以社会价值和意义,不仅为女性进入公共生活提供了弹性空间,也使得中国传统女性观和性别制度的经权之辩具备了现实基础。因此,解剖这一阶段的女性观和女性生存状态,揭示其发展规律及特征,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女性观的整体规律和特征有着明显而重要的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