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论儒家伦理的亲亲原则及其现代扬弃

众所周知 ,儒家伦理博大精深 ,包含着多项原则。亲亲原则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这项原则不仅在古代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而且在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中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尤其是家庭道德的建设。因此 ,对这一原则做一考察和分析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亲亲”这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先秦儒家的多种典籍里 ,如《诗经》、《左传》、《公羊传》和《荀子》等。而对亲亲思想作了较充分阐述的 ,则是《礼记》和《孟子》。《礼记·中庸》说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简帛文献与孔子后学思想之内转趋势

结合简帛文献和儒家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孔子之后儒家思想有一种明显的内转趋势。《五行》揭示了圣德与听觉意识及乐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强调慎独之独特内涵,以此突出内心自由和心之修养的地位。而重情,尤其是亲亲之情,在郭店简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六德》和《唐虞之道》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亲亲之情在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性自命出》即情言性,在心与物相接的感应上言教化,并以反善复始的复性义规定此教化成德之本质内涵。这些文献通过对心、性、情以及气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对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及其实践道路的理解,深化了孔子所开启的内转的精神方向,为孟子的出场做了思想史的铺垫。     

论徐渭《四声猿》与儒家中庸思想的契合

徐渭《四声猿》代表明代杂剧最高文学成就。《四声猿》发抒作者狂放不羁的才情,具有强烈的个性精神,也表达对儒家伦理思想价值的认同。徐渭在《论中》系列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庸思想的认识,认为中庸即"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也即个性价值与儒家伦理价值之间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四声猿》体现个性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之间的谐调,与《论中》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四声猿》主旨契合儒家中庸思想,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形象阐释。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黄榦对《大学》的疏解

黄榦对《大学》有较完整的理解。他将《大学》经一章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旨不同，其中第一、二部分是重点；他与同门反复讨论“明明德”章，尤其是对朱子的解读有进一步的细致疏解；他明确将“知止至能得”部分视为《大学》工夫之始终次序详加讨论，而大学八目则被视为明明德新民的具体条目；黄榦还从道统论的角度讨论《大学》在儒家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特定价值。在继承朱子注解的基础上，黄榦对《大学》的疏解构成了对朱子《大学章句》的发挥与补充。     

《红楼梦》非儒思想易理关系分析

《红楼梦》“言情”主旨、“崇女贬男”观点,以及自然随性生活态度,与儒家“重礼抑情”倾向、“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品质相反对立.基于《易经》哲学思想具体化解读视角的小说非儒思想研究,揭示小说非儒思想与《易经》哲学本质内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与原始儒家思想切合与后世儒家观念对立的原因,助益当代客观评价小说非儒思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论《春秋谷梁传》的亲亲之义

<正> 亲亲之道在儒家理论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儒家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在宗法等级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在血缘上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就是血缘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9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稳固,亲亲和尊尊在儒家伦理中的地位,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春秋谷梁传》(下简称《谷梁》)中有所反映。《谷梁》是鼓吹君主“在民上”、“大上”的主导地位的。君既处于“大上”的地位,君道自然高于亲亲之道,这在《谷梁传》中是时可发见的。《谷梁》认为,君处于至尊的地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诗经》“婚恋时中”思想研究——以《大学》《中庸》的引诗为例

“婚恋时中”是《诗经》的一个研究方面，它是儒家中庸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婚恋时中”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拘常规，应时世之变而随时变通，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进取、变革的精神。在《大学》与《中庸》的引诗中“婚恋时中”思想明显且前后具有承继性。“婚恋时中”与亚氏“幸福中道”的伦理差异可做进一步的比较探索。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血缘、秩序与天道：公羊家视野下的家国公私问题

血缘与政治的张力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儒家主张“亲亲相隐”以求敦厚人伦,法家则批判儒家以私家血缘破坏国之公法。在此问题上,公羊学家通过对为父绝母当否、为国诛兄义否、为父灭国可否三事的讨论,提示出一条新的路径：重视秩序建构,申明公高于私,在严辨公私之分的同时兼顾亲亲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滥而导致的以私灭公之弊,又规避了因过伤人情而流于暴政之患。且其以天道之公规范现实政治之公,以明公之最高根据在天而不在人君,为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建立了规范。     

十三篇《刑法志》的儒家情节

通过对正史中十三篇《刑法志》的研究，揭示出其中隐含的儒家价值情节，具体而言表现于四方面：一是十三篇《刑法志》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儒家学者的言论；二是儒家“德主刑辅”的德刑观贯穿于十三篇《刑法志》的始终；三是十三篇《刑法志》依循于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四是十三篇《刑法志》均秉持儒家价值理想以批判现实和历史。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