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政治义务重释

传统的政治义务理论之所以存在诸多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在概念层面上廓清责任与义务以及政治责任与政治义务的差异,观念错误源于概念错误,因此必须追本溯源,重新界定和澄清政治义务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事实上,所有的道德要求都可通过普遍的/特殊的以及自愿的/非自愿的这两组共四个彼此排斥又共同穷尽的二分概念来加以概括,其中,政治义务作为一种特殊且自愿的道德要求,必然源自于特定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公民、成员或者参与者与该政治共同体之间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标定出它与政治责任、政治正当性以及政治证成性等亲缘概念之间的概念关联。     

公共领域与人的自由--汉娜·阿伦特的积极公民观及其启示

本文透过阿伦特所描述的政治图景,揭示这种政治图景背后的文化底蕴——公民文化。可以说,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图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文化基础上的。阿伦特是一位重视“积极自由”甚于“消极自由”的理论家,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发源地,公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公民。她认为政治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公民观的薄弱从根本上动摇着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观念。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对仍受“巨民文化”困扰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始终代表群众利益必须从根本上防治权力逆行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代表人民利益必须落实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动中，党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必须从根本上防治权力逆行。一、始终代表群众利益就要防治权力逆行1、党能否代表群众利益取决于其执政行为与绩效是否合民情、遂民意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它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是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内的公民和群体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在现代社会，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安…     

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概念剖析

把握“政治”的概念是理解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想的关键。阿伦特对政治与支配、政治与社会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真正经验的理解。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以言行就重大议题进行协商讨论的活动,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表达一己真性,另一方面在于和他人进行交往沟通。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中包含了她对政治主体、政治行动、政治议题的明确而独特的界定。     

树立责任理念，建立责任政府

本文通过对责任政府的概念的分析 ,说明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要建立责任政府 ,必须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 ,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权力政府的转变 ;从法律仅仅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 ;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强调政府责任转变。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身份设计与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个体的元身份史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设计,不仅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和情感归宿的基本界定,而且还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具体内容伴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公民”(“国民”)向“人民”再向“公民”的转变,社会秩序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当下中国个体的元身份还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之中,一种整体性的身份设计策略无疑成为了国家构建理性的重要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阈下,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能够从当下总体性社会事实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共同责任和价值观念的组织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国家的元身份设计与个体在现实层面取得意义上的关联.     

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公民身份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公民社会空间。作为历史范畴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品德,对我国公民身份的变迁起着共生性的推动作用。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改革之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及二元色彩逐步被现代公民的角色所代替。公民身份是极其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根据现代公民身份理论,其基本含义主要强调单体公民的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义务精神,对共同体的责任。     

公民意识培植与思维方式转换

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础,将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公民意识体现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对政治权力的诉求,是公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公民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培植"的结果.公民意识培植必须实现从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换.     

论公共行政客观责任的类型与作用

任何责任都是一种客观规定,公共行政责任也是如此.公共行政的客观责任可以细化为岗位责任、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三种类型,它们是行政人员必须应尽的、外部强加的职责与义务.从权力与责任对等的角度看,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责任对权力的规定与设计已成为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微观的控制路径,即公共权力的责任控制.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出路——对当代社群主义政治的一种考察

现代政治将个体权利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个体自由的实现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而国家或社会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善。现代政治在忠实捍卫个体权利的同时,却造就了德性和欲望、权利和责任失衡的严重后果。当代社群主义对社群共同价值的关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调、对居间性团体的重视,为诊断现代政治的弊端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解决自我权利的极度泛滥造就的现代性后果。     

论政治国家的限度

政治国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国家淹没公民社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无法形成良性结构；背离公共利益，导致“制度僵化症”，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实；权力寻租，导致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乃至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一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公民权利、公共规则与公民美德的统一——公民道德与当代伦理建构的基础与底线考察

限于历史条件和个人认知的原因,梁启超"新民说"中关于义务与责任的强调影响了他对于公民权利、义务的均衡论证,但是部分论述仍值得重视和重申。后来,从梁漱溟到李泽厚均强调传统道德观念中权利和个体意识的缺失,认为这是现代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中的历史缺环,是需要补足的部分,并以此作为界定和保障公民道德中义务、责任践行的前提条件。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体系和市民社会,是由陌生人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合作体系"。个体的自由平等合作是构成作为公德的社会公共准则建设的预设前提,其中人际互动中的"相互性"的"形式秉性"即对等平衡原则构成个体交往中的理性预期,个体行动因相互预期和对等要求形成动态平衡性,故作为公共生活准则的公德实际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基础,美德建设成为更高理想而非基本要求。因此,首先将公德建设确认为社会基本准则的建构是构筑和扎实社会道德底线的必要条件。同时,在社区建设中将优秀的儒家道德价值通过日常生活训练真正贯彻下去,通过在社会中的倡扬和在社区中的训练、培养,我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公民道德和社会公德应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与提升。     

论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中孕育着种种危机,比如个体的原子化、公共空间的消失等。而这些危机就是现代极权政治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而矫治危机的办法之一,就是个体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