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味”

“味”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以味论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诗论家和现当代理论家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但对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特点和演变轨迹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从中西美学对于味在审美理论中的巨大差异入手，以钟嵘、司空图和苏轼的“诗味论”为重点，探讨诗味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力图揭示“诗味论”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审美理想演变的关系。以味论诗，积淀着汉民族经验性思维的性格特征。与西方人长于理性分析、思辨人奥不同，中国古代极…     

苏轼论诗味

在宋代，以味对诗歌进行审美形成了风气，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苏轼以味对诗进行审美，很大程度是继承了司空图味外昧的主张，但他又提出了诗画一律，诗趣与禅诗不相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的以味对诗审美的理论特色。他的诗论，对当时、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以味论诗的理论，却未能引起诗论界的广泛注意，所以，对他的诗味理论加以研究是很有理论意义的。一、司空图韵分说的继承者姜翠花《日石涛说》中说：“请资含蓄。东坡云：占有尽意无穷者，天下之至青也。”0这首先就告诉我ffl，苏武是主张涛的含蓄的。含蓄艺术效果…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论概说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同流派的审美取向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言志”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歌理论、审美标准，居于中国诗歌理论首位；“缘情”说，是对东汉至魏晋的五言诗的一个高度概括，揭示了情感所具的美的品质，是对诗歌美的张扬；“形似”说，与“缘情”说是同时形成的美学理论，它表明诗人自觉地追求“感性显现”，自然地表现了一种绘画美；“格律”说，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境界”说，表示中国诗歌理论、审美理论，正趋完善，并且自成体系，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神似”说，使诗歌“臻至高境”，进入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化说”“诗道说”是从“境界”说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另起炉灶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乐”与“诗”孰伪——《管锥编》中的“乐”、“诗”作伪问题

《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三)》按照古典文献对“诗”与“乐”的传统理解,对“诗”、“声”、“乐”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最终认同了“乐之声”比“诗之言”难作伪的论断.诗歌与音乐在“作伪”命题的具体所指,须通过对诗歌与音乐的符号形式、情感特征、情感表达方式与意义接受的分析得以呈现,因此,泛泛认定音乐比诗歌难作伪并不具说服力,同时,在对两者“作伪”比较的论述中,声音作为相同的表现媒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照.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普通话诗歌语音诗情结合律论稿

我国历代诗论、诗话，现代当代诗歌论著，谈论诗歌作品，无不涉及诗歌语言的语音与诗情的结合。诗中的语音是一种特定的物理声学现象，诗的声律、韵律是诗歌特有的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份面，因为“诗线情”，诗歌语言较其他语言现象更具备有规律的传情达意的声响特征。我国传统戏曲唱念讲究“声情并茂”，唱出“韵味”，即是这种特征的艺术概括。普通话诗歌也具有此种特征。研究这种特征，无疑对诗歌写作、欣赏、教学都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普通话诗歌语音与音乐语言之比较人们常说诗歌谣言具有音乐美，这一比喻式的表述，说明诗与音乐…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山水言情的嬗变与二谢诗的抒情

“诗缘情”的传统中断于玄言诗，而在山水诗中复归， 并勃发于二谢诗歌之中。大谢的诗作抒写宦海沉浮的苦闷、眷念友朋的深情及对自然山川的 体悟，情感丰富，而非论者所指的“酷不入情”，其诗在玄言与山水结合中亦透出情味，在 情感复归过程中作用甚大。小谢诗则承“于旧识中获新情”的新的审美心态，革除大谢诗尚 存的情理不能交融的弊端，对诗歌抒情领域有较大拓展。他眷念故乡，有着强烈的归家渴望 ；珍视友情，多酬赠之作；且时有闲情间出，情思独特。     

苏轼唱和诗初探

唱和诗在苏诗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但囿于传统的偏见,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苏轼与苏辙、苏门学士、友人的酬唱,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化日常生活,彰显文人士大夫的雅趣,突显诗歌的交际功能,更在于它反映了诗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折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苏轼“和陶诗”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对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此以后“和陶”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识诗之法门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的所作《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遗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平民底色”与“俚而不俗”:苏轼黄州诗新论

谪居黄州之后,身同平民、迹等黔首的苏轼开始重新审度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把热情投注到平凡的世俗生活中,以朴素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一种带有平民底色的审美趣味,并创作了一批书写琐细平凡日常生活的诗歌。由于能够寄温情于平凡,寓思致于琐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体和晚唐体平庸琐屑的流弊,但黄州诗创作态度的率意、句法的简易以及诗歌语言的俚俗等确实客观存在。这类俚而不俗的作品并非苏轼诗风的主调,但却是中唐以来诗歌进程中“日常化”书写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北宋“以俗为雅”这一诗学命题的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