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是否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基于一项调研和一项实验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通过一项局部调研和一项实验显示:尽管存在着看起来是"非理性"的种种行为,但并不否认人们的行为从趋势来看是理性的,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经济学模型仍然是合适的和必要的。与此同时,理性的定义以及理性模型的构建也要做出调整,以更好地模拟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具体的理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并没有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充实了强有力的分析方法,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得以更精致、更完善地模拟和刻画实际的经济行为,从而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行为经济学是否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基于一项调研和一项实验的分析

本文对行为经济学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做了分析,并进行了一项局部调研和一项实验.文章认为,尽管存在着看起来是"非理性"的种种行为,但并不否认人们的行为从趋势来看是理性的,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经济学模型仍然是合适的和必要的.与此同时,理性的定义以及理性模型的构建也要做出调整,以更好地模拟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具体的理性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并没有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充实了强有力的分析方法,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得以更精致、更完善地模拟和刻画实际的经济行为,从而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

本文将投资秩序理解为特定企业体制下的企业投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运行规则和实施程序。文章认为 ,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 ,企业体制变动会改变企业原有的投资秩序 ,而投资秩序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行为。以投资活动而言 ,企业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同 ,经理阶层的有限理性发挥程度、处理信息和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不相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以制度安排和路径依赖为分析框架 ,针对我国现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股份制 ,分析了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在总体格局上所存在的问题。     

跨期消费与投资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经济学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被补充、修正和完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自由放任、少政府干预、有效需求理论、理性人假设、一般均衡理论等遭到了质疑。本文从跨期消费和投资理论两个视角出发,分析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超越,揭露集聚性跨期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时代缺陷,为改进和完善经济理论服务,从而合理引导跨期消费和投资理论的走向,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理性的无知与理性的非理性

有关政治和宗教的信条通常有三个令人困惑的特征:系统性的偏见、高度的确定性和信息基础薄弱。理性无知理论只能解释拥有少量信息的情况。本文则提出了"理性的非理性"综合模型,对以上三种程式化事实都可以做出解释。根据理性的非理性理论,非理性——即偏离理性预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是一种商品;私人成本越低,购买它的代理人就越多。政治、宗教等信条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即错误对个人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使非理性的个人成本为零。因此在这些领域中,非理性的看法是最显而易见的。对非理性的消费可能是最优的,但是如果非理性的个人和社会成本不同,那么它就不是最佳的,选举就是一例。     

理性投资与中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研究——基于异质信念视角

文章从异质信念视角,系统的分析了中国资本市场缺乏有效性以及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行为金融理论围绕着让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而相互融合的分析,并借鉴基于异质信念的噪声交易模型的基本思想,阐明了运用持续培养理性投资者及理性投资观念等手段,努力促使资本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的观点。为管理层加强理性投资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论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它通过实验探讨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入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和心理机制。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挑战,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判断依赖于代表性原则,可得性原则,锚定调整原则和小数原则;并且提出"前景理论"修正了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提出"心理账户"理论解释金钱的"非替代性";同时认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最大化。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 ,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 ,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 ,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的崛起 ,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既提出了挑战 ,也进行了拓展。     

产权分析的法与经济学框架

法和经济学将产权的分析框架划分为三个层次:特定条件下的产权配置;交易费用下的“法律模拟市场”;产权保护的规则选择。但法和经济学的产权分析框架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忽视了理性的人们之间可能采取的策略行为,以及它对效率的片面追求易导致人们道德的沦丧。     

理性选择的争议与经济学的未来

饱受批评的"理性选择"假设目前不仅仍是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一,也正在为法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接受.因此,如何看待这一倍受争议的假设,仍需要深入思考.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在认知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同样在起作用,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仅考虑理性、建立于"理性选择"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存在某些先天不足.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及其方向瞻望

在科斯搭建起法律经济分析的桥梁后,谈判分析范式因其能够将法律经济分析统一在效率主题下而成为主流分析范式。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但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挑战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性选择假设,现实性更强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在形成中。那么,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何在?从法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进步。“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建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运用边际分析法求解对诸如个人效用最大化、政府税收最大化等最优化问题。通过边际分析方法求得的具有相互联系的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的集合便是均衡,这也正是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最终任务是对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共同构成的均衡进行效率评估,也即考察某种均衡是否符合效率标准。由此可见,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是以边际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以均衡为核心概念、以效率为规范性目标的法学研究框架。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通过不同方法和途径的分析与论证,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方面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存在根本区别。古典经济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分配理论是按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分配的,并将资本主义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体系,因此,尽管马克思论证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动态的演变趋势与古典经济学一致,但是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平均利润率下降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探析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选择模型为核心演绎出的一整套市场理论,面临着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在实践上也被认为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呼应.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对理性选择模型富有成效的拯救性的扩展和修补.诺斯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经济功能、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关系的详细分析,为西方经济学注入非理性因素和演化的思维,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学的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以检验绝对收入假设为例

以数学为工具的经济学领域不断扩展,但是经济学初学者及部分研究人员对经济、数学之间＂数理化＂存在疑惑,无法发现两者的联系。在回顾众多学者对经济学与数学有机结合方法探索的基础上,以检验绝对收入假设为例,揭示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统计学提供资料依据,数学提供研究方法。研究表明,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工具三者对于分析现代经济生活的数量关系和研究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单个本身并非充分条件,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重要方向之一。     

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纯粹利己主义反思与经济学方法论的二重性

对纯粹利己主义假设的批评在经济学中早有传统,但系统地拒绝纯粹利己主义的证据来自近年来的实验经济研究。另一方面,纯粹利己主义的悖论表明,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考察应该将道德、规范乃至利他纳入考虑,但这种考虑又会动摇经济学的利己假设基础。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经济学方法论的二重性,将经济理论划分为标准的经济理论和描述性的经济理论,前者不必考虑道德和规范等因素,而后者则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们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纯洁的"经验科学——实证经济学,却未能为此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方法论基础。罗宾斯对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和研究范围的狭窄界定,新古典经济学的高度简略化的"理性经济人"基本行为假设,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观点,乃至专业经济学家们似是而非的"实证",以及在"实证"旗号下沉湎于数理"自助游戏"中所实际奉行的方法论形式主义,所有这些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实证经济学具备一个坚实可靠的方法论基础。绝大多数专业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缺乏基本的自觉意识,却以主流自居,以傲慢的心态垄断着经济学的"话语权"。这种状况不仅在方法论上不具有"合法性",也有害于经济学的发展。     

施穆勒纲领与德国历史学派评析

施穆勒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穆勒纲领被视为融合理论与历史的方法论，但它只不过是用社会意识去理解社会存在，而不是用社会存在去理解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两小儿辩日”式的争论。德国历史学派作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鄙视和批判，他们也对马克思进行了诬陷。今天一些人希望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以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完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把经济学变成历史科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德国历史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