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变迁透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基于1999—2014年的数据分析

选取国务院、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级政府机构作为研究样本,分析1999年以来行政审批项目的变迁。行政审批项目划分为经济类和社会类两大类,进一步将项目细分为重要项与普通项,用"变迁规模""变迁事件"和"变迁程度"三个变量对四级政府和不同类别项目的变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自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职能大幅缩减,但政府职能转变远未完成;政府职能结构重经济轻社会明显,集权式治理模式未根本改变;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地方的自主性不足;中央重范围调整和地方重管理方式转变的职能转变模式,使改革的空间范围小。     

治理理论与中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治理理论对中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治理理论视野下中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包括：政府体育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实现由政策运作向法律和规则运作的治理方式的转变;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最佳结合,为培植外在力量提供制度空间;培养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保障公民参与体育管理的权利。     

近代云南行政体制的演变脉络

清末以来云南行政体制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演变脉络为政府行政机构趋向专门化,社会管理机构逐渐增多,管理职能不断强化,并在地方自治模式下,开始了基层社会组织化网络的构建.     

对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现状的思考

高校行政管理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范畴,带有政府行政管理的鲜明印痕,同时它又是高校管理系统的中枢.从基础层面上看,它具有阶级统治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并通过一定的运行机制来实现.其管理对象是教育事务,其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目标,它具有导向功能、制约功能、调节功能和保障功能.针对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执行职能残缺、行政权力挤占学术权力、服务职能严重弱化等问题,应通过强化行政执行、提高学术研究地位、适当分散权力、推行问责制等加以解决.     

以服务型政府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的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社会经济发展。要着力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供效率,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科学决策、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能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路径分析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以网络化治理理论为视角,明晰政府职能转变与其他社会主体发展的关系、培育非营利组织、构建政府间网络以及公私合作网络是实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路径选择。     

论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不同视角

在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从权力视角到法律视角再到伦理视角.这种思路转换,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有方法论意义.在伦理关系的基点上建构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走向未来服务型行政模式的基础.     

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对广州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革新要求。从广州新型城市化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契合性出发,全域广州、以人为本与协同治理是实现广州构建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政策框架目标的三个有效支点。全域广州要求各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容提质,实现职能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强调以镇街为中心,从纵向上分类调整政府职能配置,强化公共服务效能;协同治理则是在城乡基层社会构建一体多元的城乡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新型社区。     

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研究——基于天水市的分析

以天水市财政支出结构为依据,对天水市行政成本支出及其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天水市政府属于低成本-低绩效类型。低成本制约了政府绩效的提升,制度外成本和隐性成本增加了无效成本,政府转型和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制度性问题依然存在等问题,是导致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低下的主要成因。为此,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必须适度增加行政成本;推行绩效管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程,提高政府能力,降低无效成本;发展第三部门,构建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与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相关的制度,力求成为适度成本-高绩效政府。     

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以宜昌市“法务网格工程”为例

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应当以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为时代背景,以服务民生为最终目标,以法治为强制保障。在此理论视角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需要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重构治理主体,在限制与开放的平衡中调配治理权力,在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中优化治理方式。     

试论公共行政中的媒体应对

媒体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职责越来越重要,其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所认识。在“新闻执政”的时代,媒体已经成为公共管理、构建和谐社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其角色的不断丰富和转变,对传统的媒体管理方式提出挑战。因此,当今政府应对媒体的态度和方法,必须以沟通互动为核心。政府新闻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即将应运而生,这是研究如何在执政过程中正确运用媒体,让媒体发挥重要建设作用的学问,理应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府公共决策失效分析及其法律救济

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将直接导致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丧失发展的机遇。公共决策的制定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协调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重要手段。因此,现代的行政国家要求法律将不能再仅仅关注于解决私人和政府之间的争议,而是要提高到行政过程的实体性因素中,为公共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予以法律学的判断和见解,提供有效的公共决策失效救济方式。     

论治安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观念认为,治安管理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治权威在维护社会秩序工作中的体现,政府警察机构是承担这一职能的主体。然而,我国近年来和西方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治安管理实践表明,治安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他社会治安组织与政府警察机构合作、互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究其原因,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也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信息社会与公共行政的新模式

运用规范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信息社会与公共行政的新模式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变迁,主要从改变原有的经济形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形态、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形态等方面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挑战;为回应这些挑战,公共行政模式可以从公民参与到开放民主、从社区建设到和谐家园建设、从信息公开到信息共享、从层级治理到网络治理等发展路径出发,探索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的新模式。     

论行政道德在政府权威中的作用

确保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使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建设政府组织契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权威。行政道德作为一种内在影响力,对于建构新时期政府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政府权威的含义,以及我国转轨时期行政道德在政府权威中的突出地位、作用和核心原则,同时也解读了坚持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伟大治国方略中所蕴含的对这一问题的高度认识。     

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创新理念、人本主义理念、效率理念和服务理念是推动世界各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因素。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实现跨部门业务与服务的整合,再造行政业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与政府服务质量,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信息技术应用与行政改革一体化的集中表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们对政府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进行重新思考,不仅要重视信息技术对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而且更要重视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观念、行政理论、行政官僚体制对于信息技术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信息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政府公共管理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信息技术只有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行政理念的支配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深刻阐述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发展目标、应用原则与具体任务,并探究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高职院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思考

我国高等学校行政化是饱受社会舆论和＂两会＂诟病的痼疾。在我国高等教育迈进大众化的进程中,作为高等教育主要类型的高职院校在飞速发展。通过剖析目前我国公办高职院校存在着由上级委派院级领导,管理机构庞大、行政人员多,行政权利至高无上等行政化的现象与弊端,试想通过去除行政级别,改变选拔方式;精减管理机构,实行职员制;推行教授治教,制定学院章程;建立中介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民主管理,构建监督机制等改革措施,来去除高职院校行政化和官场化的弊端,以构建精简高效的现代大学管理体制。     

公共行政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危机决策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 ,我国正向典型的现代社会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也在不断出现并演化。在公共行政的危机决策能力中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 ,以及整个社会公民对危机的认识及应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政府与公众应该深刻理解危机的概念与决策特点、危机决策的基本原则、危机解决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之维

社会管理的创新,应围绕其基本任务展开。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全面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语境。倡导政社合作,实现多元共治,协调利益关系,应对社会风险,重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管理在体制、机制和目标方面的创新之维。     

公共行政变革的现实路径

在新时代条件下,当代中国政府的公共行政职能变革,必须在新的路径中得以实现。这就是修正或者转换其身负千年之久的前现代性的政治统治职能,充分利用和积极借鉴现代主义的公共管理职能模式与后现代主义的治理服务职能模式,生成与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治理型政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既表明中国政府公共行政实践在宏观层面的一种价值性规制,同时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内在价值指向的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