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

农业产业化是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建立规范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基本途径:重新界定农地所有权主体,健全农地流转的利益分配机制.探索可行的农地流转模式,培育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机构,建立和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及其它相关制度.     

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探析--从浙江省的实践出发

我国农村农地使用权流转存在许多法律及制度上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要求我们进行理论及法律制度的创新.浙江省在农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为全国农村工作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改革急需理论及法律的支持.本文通过对原有法律制度的反思,为完善有关法律提供一点思路.     

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所有权问题,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不应是农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农地的私有化和国有化都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而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任何一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促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思考——统筹城乡发展的另一视角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是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逐步推进的,具有渐进性.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是由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其总体目标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农地金融制度通过农地使用权的抵押来融通资金,以满足农地开发利用和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状况研究——以福建省A县为调查案例

农地征收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土地资源配置调整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城乡差别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土地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农地征收与农地使用权非自愿、低价格、长时期转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两种主要方式与过程.本文首先应用生产者剩余理论,对中国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原因与程度作理论层面的分析;其次,应用我们对福建省A县的实地调查资料,描述农民在农地征收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中土地权益流失的方式与过程,分析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程度,揭示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源;最后,提出我们的思考与结论.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研究

以市场机制实现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和原发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避免集中统一调整农地给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冲击,激发农户改良土地、增加对农地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应遵循优化配置原则、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和自愿互利的原则.     

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向

制度创新是一个永续的过程,我国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潜在利润以及相对产品或要素价格的变动已经形成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强烈需求.随着制度供给的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化,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必然发生.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将朝着农地使用权的强化以及使用权的成片流转演进.     

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研究

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一直存在,而且流转价格还形成了相应的体系。但是现在的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关于地价的决定因素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因此,探讨地价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流转方式决定价格体系。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种产权构成农地流转的价格体系——农地所有权“价格”及其体系、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及其体系、农地其他权利流转价格体系。     

不同模式的农地流转效率比较分析

基于广东省两个市的360份有效调查问卷,分别从收益、成本、合约稳定性以及完成流转困难感受难易程度4个维度考察不同模式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发现,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综合效率最高,其次是普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效率最低.为了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发展,应该积极引导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农地流转,加强农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治理结构.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基础模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今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制度条件。“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成为未来农地流转的基础模式，即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实现土地的“成方连片”，农户对承包权的保有以实现财产性收益。从法理上，以“经营权流转”为基础的流转方式能够适应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股份合作社、土地信托等典型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也能够化解在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与农民失地这一矛盾。     

农村土地金融开发的条件、框架与对策——基于重庆改革发展的视角

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三大必备条件是土地产权完整、权利交易自由和农民保障完善。农村"三权"抵押和"三三法"抵押物偿债机制的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多样化、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重庆初步具备了推行农村土地金融的条件。要逐渐建立"农民土地实物资产交易金融"和"农民土地权益资产交易金融"两类土地金融体系,制定农地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和农村非农地金融开发政策体系,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内部积累和运行机制,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我国土地征用及失地农民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及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无法有效执行,政府权力欠缺有效制约,容易滋生政府及官员个人的寻租行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有效地界定和保护农地产权,严格规范政府行为,遏制官员寻租。     

论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地位

农地所有人不享有土地流转的交换价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物权地位的确认以及作为农地所有人的非民事主体构造性,决定了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流转中不应以主体(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农地所有人对土地经营的管理权的享有、土地作为权利客体所承载的社会共同利益性对农地所有人所产生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以及农地所有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的存在,又要求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的具体角色定位应是监督者与服务者,为保障农地所有人在介入土地流转中不偏离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必要对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权利进行具体限定。     

交易封闭性、资产专用性与农村土地流转

仅仅认识到农地产权制度残缺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是不全面的,即使农地产权明晰,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们也不能期望在仍然主要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农地流转达到较高水平,政府应消除造成农地流转障碍的制度因素而非设计一套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信息不畅、充满风险、买方有限的市场。基于专业化目的的农地流转可能为买方提供获利空间从而增强转包激励,但因专业化而伴随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增加会限制农地流转。     

黑龙江省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与实现方式探析

深化农村改革,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关键。黑龙江省的农地国有比重较大,且耕地、林地、企业厂矿用地、湿地并存,其权属和使用现状较为复杂。合理建构黑龙江省的农地产权制度并探索其实现方式,对振兴黑龙江农业乃至黑龙江经济极为重要。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退出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对于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利益驱动、多方需求旺盛、政府强制征收及政策环境驱动、文化传统驱动构成宅基地流转与退出的动力机制,而制度不完善、农民传统观念浓厚、具体退出机制缺失、监督管理工作乏力阻碍了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可分层次、分情况进行。     

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长期实行的粗放型、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产生了社会需要与资源短缺之间巨大的矛盾。破解这种难题,必须从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入手。自然资源产权既具有一般产权的共同特点,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在产权安排、所有权界定、使用权界定等方面,就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的复杂性。如果不能有效地对自然资源产权进行制度性安排,必然会产生“公地悲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目标的激励相容,同时实现国家生态效益得到激励并减少“政府失灵”与私人经济效益得到激励并减少“市场失灵”的双重目标。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