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向关怀”舆论的理论审视、风险揭示及诊治策略

梳理近年来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发现“反向关怀”舆论现象已成为网络安全治理亟需面对的问题,应对“反向关怀”舆论进行理论审视、风险揭示以强化应对机制,引导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和广大网民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建议：培育网民的良好媒体素养,完善网络舆情法治治理体系,提高网络空间平台的监管力度,构建网络舆论长效治理机制,从整体上架构一个“个体、政府、法治、机制”协调均衡运行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系统。     

风险传播视域下舆论安全及其治理——对大众传媒建构舆论安全的考察

［摘要］安全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目标,但是,当风险成为整体社会背景时,风险传播过程中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舆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具有了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不但面临自身困境,而且舆论安全丧失在后果上表现为舆论失衡、舆论失控、舆论失效等,为了加强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治理,需要发挥大众媒体的建构作用,并构建起风险传播下的舆论安全。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面向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舆论乱象柔性治理：难点问题、重要发现与前景展望

综合考察舆论场现实情况、政策依据、当前治理短板、学界研究现状,面向意识形态安全创新网络舆论乱象治理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舆论内含的情感、心理、认知等决定其具有被柔性治理的可能性。作为“事理+公理+情理”逻辑基础上的善治范式,柔性治理与刚性治理相适配,成为消解网络舆论乱象的重要维度。立足传播学和媒介可供性等理论,采用质性分析、深度访谈、量化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集中探索“为何意识形态安全可从舆论着手”“网络舆论乱象何以能被柔性治理”“柔性治理的对象是什么”“柔性治理的过程与影响因素”“柔性治理如何具体化”等问题。研究发现：舆论借自身的社会物质性、社会工程性等特质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舆论治理的基本精神、刚性手段的效能隐忧等要素叠加,确证了网络舆论乱象与柔性治理联结的可能性。当前,网络舆论乱象已在内容、时间、空间、价值方面表征出新的样态,尤其是作为其相近形态的网络社会思潮已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潜在风险挑战。柔性治理通过“内刚+顺理”立场的权威嵌入、依托情感间性的人本观照与共治心理互联、根植非正式关系的全要素贯穿与深层交往、基于工具辩证性使用的媒介技术耦合,从原则、方法、要素、工具四个层面完成治理过程...     

泛媒化时代编辑"把关人"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探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社会化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把关人"角色正在发生嬗变,新型网络媒体"把关人"涌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论呈现传播广泛性、衍变突发性和治理复杂性的特征,对编辑的把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负面网络舆论的诱发,与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分化与情绪宣泄、网络编辑的新闻真实性把关失守和社交媒体的编辑主体意识不强有关.从编辑把关角度而言,网络舆论引导策略至少包括:强化各级编辑把关的主体意识,进行全媒体化过程筛查;严守内容把关职责,创新审核筛查机制;把握媒介融合机遇,提升专业化的媒介素养;勇担社会道义责任,实现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     

社会治理中的融媒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新举措,是强化新闻舆论阵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大风险防范力度的有效方法。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运营的融媒体项目,发挥媒体融合积极作用,以融媒体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同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从“毒奶粉事件”看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以＂毒奶粉事件＂为例对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媒体不仅在风险告知、危机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的重要平台,它既是激发舆论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有效疏导舆论、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在此强调,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应当保持自觉的风险反思意识,方能更为积极有效地建构危机事件中相对和谐的舆论环境。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     

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与干预策略

重大疫情视阈中对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非常重要,其能够消减社会不良的舆论氛围,引导网民正确表达观点、意见和情绪,为抗击重大疫情提供正确的舆情导向和氛围.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重大疫情视阈中对自媒体网络舆情进行必要干预的重要意义,梳理了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研究,提出了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主体与特征,论述了其传播机制、动力因素、传导路径和演变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干预策略体系.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及其路径优化

新媒体环境给舆论表达提供了一个开放空间,承担着舆论引导责任的主流媒体,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引导是其当下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媒体环境下要想发挥好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传统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的传统优势;新兴主流媒体不仅要占领好、利用好网络这一阵地,而且要培养意见领袖,打造专业微博群;加强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呼应机制;从现实角度和新媒体技术研发以及网络自身的制衡来优化网络舆论引导的保障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

治理模式下网络舆论生态中网民个体的行为失范、网络群体的极化倾向、网络舆论的民意稀释等方面的问题和危害,需要从转变观念、协同应对、疏堵结合、德法并举、他山之石等五个方面来探索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之道,最终实现我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绿色发展。     

高校舆论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高校舆论生态治理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高校舆论生态主体多元化、新媒体媒介多样化、社会环境复杂化等因素的浸扰,引发诸如局部舆情失序、和谐舆论环境遭到破坏等突出问题。基于舆论生态治理的目标与价值的认识,本文分析了高校舆论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具有较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治理策略,以创建稳定平和的高校人才培养环境。     

网络信息技术对大学生和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以自媒体为例

网络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自媒体是最活跃的网络传播主体,是传播者通过网络传递信息、分享看法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方式。自媒体耗散了大学生的精力、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教育方式、舆论引导产生了影响。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网络心理具有盲目从众、自我表现、怀疑对抗、迷茫浮躁的特征,网络行为具有漫无边际、从众围观、标新立异、网络成瘾的特征。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论网络舆论引导中主流媒体作用的发挥

当前的网络舆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来源,网络舆论从内容、来源、主体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复杂化的态势,但也相应产生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要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必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网络中的作用。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网络舆论与政府的应对策略

政府在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规避网络舆论的风险方面承担着主要责任。从网络舆论的概念入手,分析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对政府的新要求,提出提高政府部门网络舆论应对能力的有效策略。     

我国舆论治理: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舆论是民众对事件、问题的公共言论,对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分析舆论的发出人群及我国舆论的基本特征和应对措施,以此为基础提出治理舆论的途径和方法。舆论本身因其海量多元难以控制,但对于舆论起中介过滤的媒体机关、学界学者和意见精英可以依法依章约制,这是舆论治理的不二法门,由此可促进舆论发展的健全与合理。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