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参与心理分析与管控策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设备在方便人们发布与获取信息的同时,也促进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网络谣言的传播给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通过研究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其变化,分析网络谣言参与者的心理机制及其"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提出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为政府做好舆论疏通和引导提供参考.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中国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谣言传播现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采集谣言易感老年群体相关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是由谣言的信息特征、谣言在老年受众中的传播渠道和谣言易感老年受众的特性三方面传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科学有效地治理谣言,需综合考虑三方面传播要素。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反思网络谣言消解方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实际,认为社会治理与奥尔波特经典谣言传播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打破各种障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减少谣言产生的模糊性,降低谣言形成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     

网络谣言的符号学特征及控制策略

网络社会和仿真时代语境下的谣言在其生成、传播以及带来的危害性等方面已经引起公共空间、媒介治理、司法立法等多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话题。本文借助巴尔特符号学"神话"理论,对秦火火微博谣言等典型个案进行剖解,试图探析符号学路径下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与文本特征,同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以减少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构建一个更和谐的网络公共空间。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微博中的谣言传播及其规避机制

微博为话语自由表达在公共领域建构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但由于其自身管理体制的不规范以及对公众素养要求不够到位,谣言却也时刻伴随着。谣言的恶性传播使微博的传播、沟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阻碍着微博舆论平台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公共领域建构的进程。如何妥善规避微博传播中的谣言、不断完善微博传播平台,从微博自身管理机制以及对公众的素养要求等方面的考量,提出建立完善的事实和身份审核机制以及呼吁公众理性表达、监管部门适度引导,以期制止微博谣言传播,创造一个纯净的微博沟通环境。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模因论视角下的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谣言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缺乏事实依据、并通过一定手段在公共媒体推动与传播的言论,在社会交际之中属于一种另类流行语.文章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尝试性探讨在言语交际中谣言的模因传播机制,提出谣言信息散发需要经过输入理解、简化模仿、强化复制和流布输出等四个运行过程,才可能成为盛传一时的谣言模因.     

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

从认知心理角度,以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延伸出认知鸿沟概念,探讨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对于2013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洪仲丘命案,检视认知鸿沟、信任态度、误信谣言到再传递的过程。透过量化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604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当产生的认知鸿沟越大时,民众会越相信谣言,在态度上也越不会信任中国台湾军方与地区行政当局,在行为上也越倾向于将讯息再次传递出去。此外,从模型结构中也发现,相信谣言这个变量,在认知鸿沟与网络传播的路径间扮演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显示认知鸿沟不仅会对讯息传递产生直接效果,还会通过误信谣言造成间接效果,然而,这种显著的中介角色在军政信任变量上却未发现。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分析

互联网的自由空间给了人们极大的话语权,但是也造成一些不实言论的广泛传播,网络谣言随之产生。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利用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文章从网络谣言的定义出发,主要从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两个方面,分析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原因。     

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灾难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解读——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灾难性事件对民众生活及心理影响很大,容易滋生谣言。谣言会引起民众恐慌,扰乱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致使高信度信源说服效果衰减,使政府公信力和媒介公信力受到损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环境、传播者动机、传播渠道、受众等因素都有关系。因而,保持信息传播途径的公开和畅通,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灾难预警水平,提高受众认知能力和谣言判断能力,才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谣言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