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与大学生网络信息接收和认知习惯的关系分析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快,匿名性强,群体思考更多等特点,往往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目前,对于某些热点问题,经常出现网友消息和政府官方舆论有冲突的情况,本文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信息接收习惯等外在容易引导的因素,和大学生的信息认知特点等内在不易改变因素,对于大学生面对此种情况,是否能够对网络谣言进行分辨,以及如果不能分辨选择相信政府还是网友都有显著的影响。     

公共危机中的谣言:认知判断、功能分析与治理路径

伴随公共危机的发生,谣言总是相生相伴.对于谣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虚假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谣言定义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危机谣言传播的实证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谣言所传递的信息,未必完全虚假,有些谣言不仅信息真实,而且还回应着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之于公共危机而言也未必完全是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谣言,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人们应该做到客观判断、双重认知;对于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治理,也需要采取辩证思维,在寒蝉效应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微信谣言认同与传播的内在机理分析——基于2015年典型微信谣言的考察

微信谣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殊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制谣者们在不断地制造着谣言,谣言受众也在不断地相信着谣言.究其原因,微信谣言内核似是而非,并非总是无稽之谈;微信谣言主题普遍关注,满足人们内在需求;微信谣言所述细节,部分符合人们既有认知;微信谣言熟人传播,消除对传谣者的质疑.谣言是否被我们认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既有观点和经验积累,如果谣言与我们之前的某些认知相符,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它,认为它是真的;如果与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相差甚远,那么它就真的成为谣言.     

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运用扎根理论对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案例材料及谣言文本进行分析, 构建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分析发现, 谣言传播后, 参与集合行为的主体分为相信谣言者, 不相信谣言者, 不知道谣言者。谣言文本特征、社会公众因素、政府作为信息源的状况、情境因素是影响相信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因素。预测他人行为对自己的影响、从众是不相信谣言者和不知道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原因, 这是谣言产生的间接影响。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反思网络谣言消解方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实际,认为社会治理与奥尔波特经典谣言传播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打破各种障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减少谣言产生的模糊性,降低谣言形成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     

辟谣力度的概念、维度及其对辟谣效果的影响

辟谣语气的强硬程度、对谣言的否定程度、发言人的职位级别、媒体的权威性和覆盖广度等在辟谣实践中存在很大差异。提炼能够概括这些差异的辟谣力度概念,阐述辟谣力度对辟谣效果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文献分析,界定辟谣力度的概念及维度,阐述辟谣力度在辟谣过程中受众对辟谣动机的理解、辟谣者情感态度、辟谣信息可信度感知等变量,以及受众的谣言态度及传播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识别辟谣者可信度、受众相关度、认同度、知识经验等调节辟谣力度影响辟谣效果的情境变量。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分析

互联网的自由空间给了人们极大的话语权,但是也造成一些不实言论的广泛传播,网络谣言随之产生。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利用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文章从网络谣言的定义出发,主要从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两个方面,分析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原因。     

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控制策略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纵观近年来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缺乏敏感度和预警性,缺乏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总结反恩和持续关注,不仅影响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甚至是激化了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针对网络谣言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网络谣言控制策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