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灾难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解读——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灾难性事件对民众生活及心理影响很大,容易滋生谣言。谣言会引起民众恐慌,扰乱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致使高信度信源说服效果衰减,使政府公信力和媒介公信力受到损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环境、传播者动机、传播渠道、受众等因素都有关系。因而,保持信息传播途径的公开和畅通,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灾难预警水平,提高受众认知能力和谣言判断能力,才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谣言传播。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对受众认知的影响——基于高校校园侵害案件报道的研究

突发性新闻事件因其具有不可抗力下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所以新闻媒介在报道突发性新闻事件时,也有其自身的不可控性.作为新闻传播的接收端,受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认知偏差.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突发性校园侵害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媒介应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承担起媒介传播的责任.     

网络社会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建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全新的社会关系,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构成了网络社会的主要框架。网络社会的要素层级关系体现出三个方面特征：一是个体传播者分层化、个性化,群体传播者多样化、品牌化,智能人传播者精准化、预驯化,二是受众阶层化、差异化、可塑化,三是媒介移动化、智能化、融合化等。个人空间、群体空间和智能人场景构成网络社会的空间层级关系,个人空间推动隐秘、黏合的个体文化发展,群体空间加深互信合作关系、提升分众舆论传播效率,智能人场景推动人联网与物联网的有机融合。信息共享、关系创造和数字再造构成网络社会的交往过程层级关系,信息共享过程强化网络社群文化认同感,关系创造过程有利于网络社会关系的全域拓展,数字再造推动网络社会关系聚合化发展。     

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中国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谣言传播现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采集谣言易感老年群体相关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是由谣言的信息特征、谣言在老年受众中的传播渠道和谣言易感老年受众的特性三方面传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科学有效地治理谣言,需综合考虑三方面传播要素。     

我们成了“盐荒子孙”——从“谣盐”事件看网络传播的效果

当前，网络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网络传播速度快，并且具有极强的交互性。但是，由于它的高速，加之网络把关人的不健全，在网络中各种形式的传播也加快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前一段时间从互联网上兴起的抢盐事件就给人们造成极大的恐慌。本文从此事件人手，分析网络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过程，探究网络传播的原因及效果。     

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的意义框架研究

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和文化现象。它承载着新闻事件背后的特定含意,它的传播是一个媒介和受众对其进行意义框架的过程。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有着其特有的意义框架系统,并遵循三种不同的意义框架范式进行传播。透过不同的范式,可进一步了解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路径,清楚解构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的深层次内涵,指导公众构建更为健康良好的意识形态。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网络谣言的符号学特征及控制策略

网络社会和仿真时代语境下的谣言在其生成、传播以及带来的危害性等方面已经引起公共空间、媒介治理、司法立法等多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话题。本文借助巴尔特符号学"神话"理论,对秦火火微博谣言等典型个案进行剖解,试图探析符号学路径下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与文本特征,同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以减少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构建一个更和谐的网络公共空间。     

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PX事件的启示

近年来,PX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民众抗议与抵制。其中,"PX剧毒"的谣言传播在促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PX事件为例,探讨环境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对历时六年的PX事件中涉及的谣言传播的文本分析后发现,关于PX"剧毒、致癌致畸"的谣言在厦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的PX事件中持续出现。在厦门PX事件中,报纸"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滋生了谣言;在大连和宁波PX事件中,谣言经历了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PX高危害"的印象。随时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和"PX泄漏"谣言,以及信息的模糊化,令谣言更加难辨真假和追根溯源。     

编辑把关视域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传播领域的变革,为网络谣言的盛行提供了温床,而编辑把关角色的淡化及其功能的缺失,使网络谣言成为反抗和破坏传统媒体话语秩序和规则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公共理性缺失的风险,亦有可能对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产生误导。因此,应对网络谣言的肆虐,重塑编辑的"把关人"角色势在必行:其一,确认编辑把关的主体地位,提升网络编辑主体素质;其二,在信息整合中优化选择,在内容提供层面清源净后;其三,把握网络信息的社会指向,以职业理性实现传播公正,从而实现网络的工具性质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有效实现编辑主体的把关功能。     

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

从认知心理角度,以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延伸出认知鸿沟概念,探讨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对于2013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洪仲丘命案,检视认知鸿沟、信任态度、误信谣言到再传递的过程。透过量化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604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当产生的认知鸿沟越大时,民众会越相信谣言,在态度上也越不会信任中国台湾军方与地区行政当局,在行为上也越倾向于将讯息再次传递出去。此外,从模型结构中也发现,相信谣言这个变量,在认知鸿沟与网络传播的路径间扮演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显示认知鸿沟不仅会对讯息传递产生直接效果,还会通过误信谣言造成间接效果,然而,这种显著的中介角色在军政信任变量上却未发现。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网络流行语体的盛行及启示

网络流行语体作为网络文化的一种思想表达与情感宣泄,不仅改变了网络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的话语传播模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紧张。它的盛行与流布有其“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以及娱乐功能的归因,也有网络媒体以及网络流行语体自身特点的助力。同时,网络流行语体在媒介议程设置、媒体报道框架修正以及媒介传播形式上,都留给了大众传播学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高校学报的传播生态环境分析

学报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运作和传播过程,既受到传播场内部信息资源环境、把关人和受众生态环境的影响,又受到传播场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媒介的制度、政策环境和行业环境的制约.媒介的传播行为及其传播现象只是传播场各种生态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调节学报与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消除那些控制学报发展的内在与外在的不利因素,建立有利于学报健康发展的良好和谐的生态环境.     

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传播机理、罪罚及调整

在网络公共秩序现实化治理的新常态下,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弊端愈加凸显于公众视野。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谣言不同于虚假信息,公共秩序不同于社会秩序,涉众性事件不同于群体性事件。从传播行为和刑法立法的精细化角度分析,目前传播学界、刑法理论学界及其立法学界常常将两者予以混淆,导致归责层面存在着网络谣言认定范围的过窄、保护法益类型化的扩大、罪名适用的交叉模糊、主观罪过的同一框定等困境。为此,有必要在传播行为的多维度解读下,革新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刑法评价模式。     

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学解读

微博事件具有高度公众性、议题性和影响力,深层次触及受众情感和切身利益.本文以媒介生态学为研究视角,从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因子和传播模式两个角度来解读和研究微博事件的叙事文本、受众生态、环境生态及传播模式,对其发生发展规律及传播模式作系统性的考察,为我们正确把握微博事件传播的特点,引导微博发挥社会正能量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