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与应对策略

在信息难以充分表达的情况下，诸多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造就了谣言的流行，而网络的虚拟环境无形中充当了其保护伞。要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在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的同时，也要注意完善监督机制，提高从业者道德水平，井加强网民的媒体素养，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     

传媒视野下网络谣言传播主体研究

谣言,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又被称为社会中的阴影传播,体现的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内容的不对称.在互联网媒体中,谣言,得益于新的传播平台和技术的运用,犹如增添了一双翅膀,其传播的速度、覆盖的范围,甚至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将结合近年来的诸多案例,对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进行相关的分析.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从谣言传导路径、主体和载体角度阐释了网络谣言传导过程;以谣言传导中发布者、传播者、行动者和模仿者等为视角分析了谣言传导的动因;并认为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公信力危机、社会记忆等是网络谣言传导的内在根源。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反思网络谣言消解方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实际,认为社会治理与奥尔波特经典谣言传播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打破各种障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减少谣言产生的模糊性,降低谣言形成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     

论成功谣言的特征及粉碎谣言的途径--以“谣盐风波”为例

谣言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与人类如影随形.成功的谣言大多具有相似的特点,它们的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对社会的安全稳定产生较大威胁,严重影响公众的正常生活.以2011年的“谣盐风波”为例,该谣言导致人们疯狂抢购食盐,曾一度造成食盐的需求量一路猛增,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不小影响.为消除谣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全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增强辟谣的时效性,进一步完善针对谣言的处理机制,同时也要提高公民抵御谣言的能力.最终,彻底粉碎谣言,切断谣言的传播路径,建立健康、稳定的公共生活环境.     

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公共危机背景下“正能量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正能量谣言”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新的热点。通过梳理分析近期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几类典型的“正能量谣言”，发现“正能量谣言”演化的过程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些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热议，在相关信息传递过程中，网民的主观情绪作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媒体“把关人”意识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伪正能量”通过多渠道传播。因此，需要建立政府、媒体平台、网民共同参与的价值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信息协同的多重协同机制，在“正能量谣言”危机管理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四个阶段实现公共危机事件“正能量谣言”的协同共治。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

从认知心理角度,以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延伸出认知鸿沟概念,探讨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对于2013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洪仲丘命案,检视认知鸿沟、信任态度、误信谣言到再传递的过程。透过量化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604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当产生的认知鸿沟越大时,民众会越相信谣言,在态度上也越不会信任中国台湾军方与地区行政当局,在行为上也越倾向于将讯息再次传递出去。此外,从模型结构中也发现,相信谣言这个变量,在认知鸿沟与网络传播的路径间扮演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显示认知鸿沟不仅会对讯息传递产生直接效果,还会通过误信谣言造成间接效果,然而,这种显著的中介角色在军政信任变量上却未发现。     

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参与心理分析与管控策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设备在方便人们发布与获取信息的同时,也促进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网络谣言的传播给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通过研究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其变化,分析网络谣言参与者的心理机制及其"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提出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为政府做好舆论疏通和引导提供参考.     

微博谣言及其治理

微博谣言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微博的虚拟性为微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微博的隐蔽性使发布谣言的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微博的互动性使微博谣言的传播范围更广。性质瓶颈的“谣”化,主体瓶颈的“谣”化,心理瓶颈的“谣”化,类别瓶颈的“谣”化,反映出中国网络法制不完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有效推进微博的健康发展,对微博谣言进行法治规范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分析

互联网的自由空间给了人们极大的话语权,但是也造成一些不实言论的广泛传播,网络谣言随之产生。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利用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文章从网络谣言的定义出发,主要从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两个方面,分析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原因。     

网络谣言的符号学特征及控制策略

网络社会和仿真时代语境下的谣言在其生成、传播以及带来的危害性等方面已经引起公共空间、媒介治理、司法立法等多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话题。本文借助巴尔特符号学"神话"理论,对秦火火微博谣言等典型个案进行剖解,试图探析符号学路径下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与文本特征,同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以减少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构建一个更和谐的网络公共空间。     

网络谣言与大学生网络信息接收和认知习惯的关系分析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快,匿名性强,群体思考更多等特点,往往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目前,对于某些热点问题,经常出现网友消息和政府官方舆论有冲突的情况,本文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信息接收习惯等外在容易引导的因素,和大学生的信息认知特点等内在不易改变因素,对于大学生面对此种情况,是否能够对网络谣言进行分辨,以及如果不能分辨选择相信政府还是网友都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