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论自媒体的伦理边界及其保障机制建构——以微博中的网络谣言为例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拓展了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也带来了伦理边界失守、网络谣言滋生泛滥的难题。网络谣言的产生,既有其社会原因,也有网络传播内在特点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法治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之间的博弈。要建构自媒体的伦理保障机制,需要充分发挥自媒体的"自净"功能,更要从政府层面有科学合理的引导措施,实现"他净",通过国家、社会、公民的联动与合作共治,最终实现"网络善治"。     

网络流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流言正在对政治传播系统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网络流言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政府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认识网络流言.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网络流言和谣言,善于利用网络流言的舆论监督功能了解民情,及时监测舆情,把握先机,避免流言向谣言转化.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到实处,有效应用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谣言:概念的反思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传统对谣言的认识局限在它的负面性质上,认为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故意捏造、口耳相传的消息。压制、消灭也是在谣言出现后所采取的惯常做法。然而,在近几次社会事件中,谣言的迅速蔓延却表现出了一股来自社会民众中的强大力量,政府对谣言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对民众言论的压制,这显然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本文在对前人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谣言概念：谣言是由隐性社会问题引发的、以消息的形式表达的民众议论。它要求一个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体制的建立以及进一步完善大众传媒的社会职能。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微博谣言及其治理

微博谣言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微博的虚拟性为微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微博的隐蔽性使发布谣言的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微博的互动性使微博谣言的传播范围更广。性质瓶颈的“谣”化,主体瓶颈的“谣”化,心理瓶颈的“谣”化,类别瓶颈的“谣”化,反映出中国网络法制不完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有效推进微博的健康发展,对微博谣言进行法治规范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全媒体语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兴趣,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媒体对受众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影响到受众的政治立场,型塑受众政治人格;媒体与公众、政府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链条:民众通过媒介手段表达政治立场和利益关切实现政治参与.为有效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政府应当变管理为服务,重构政府与媒介、公众之间的话语体系.     

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除了和情感、理性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有关。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政治监督方式,甚至有时候还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试析网络政治参与下的民粹主义

随着计算机的迅速普及,网络给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民粹主义在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中抬头,为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敲响了警钟。     

论舆论监督的边界

自媒体时代的兴起使媒体原有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所掀起的舆论监督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建立.然而,随着自媒体的繁荣悄然衍生的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媒体私有化倾向下民粹主义初现端倪.网络谣言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异化的舆论场,舆论监督的边界逐渐模糊.国内外一些反华势力借此混淆视听,扰乱民心.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法,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打击网络谣言是否意味着打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边界应当怎样捍卫等当前颇具争议的问题.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     

洪水谣言与两汉之际的"汉家更受命"说

洪灾是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的自然灾害,由于其具有骤发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难以预测和防控,极易造成社会的恐慌,伴生洪水谣言.汉代的洪水谣言,既是上古洪水传说主题的延续和再现,更是水灾对民众身心伤害的现实投射,许多谣言背后还有政治家的舆论引导和操控,在思想上还糅合了五德终始说和原始道教"汉家当更受命"政治预言的文化成份,是生态灾害、政治变局、社会动荡与民众信仰互动的产物.     

网民与网络谣言治理

当前形势下,净化网络空间、治理网络谣言不仅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日益成熟的网民来说,也理应成为一种责任和担当。相信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力量、调动群众的自觉性与责任感,才能让网络谣言无处生根。     

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及其对策探究

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性媒介。它不仅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深化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且推动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对公民的自我完善与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网络政治参与陷入无序化的局面,则导致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建构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是防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根本之道。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

频繁发生的网络谣言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害。然而,在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面前,启动刑法规制网络谣言需要以保障宪法权利言论自由为指导,避免打击民众表达内心声音的意愿。面对不同的网络谣言,刑法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限度,以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网络谣言本质的虚假性和网络谣言变质的真实性,需要我们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散布的消息是谣言,而网络谣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需要我们证明行为人散布的消息确为网络谣言,如此才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