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境浑：王国维意境、境界说探析

在20世纪初的苦难中，王国维着意于“人生之问题”的苦苦思索，为了寻求人生之“直接之慰籍”，王国维以叔本华、尼采等为参照，形成了“势力之欲为根柢”的文艺美学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境”说，建构了“势力之悟”的审美价值图式；而“境界”说则是对“意境”说中“意与境浑”这一最高审美层级的审美规定，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     

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

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陈健回眸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梁启超与鲁迅是两座崛起的奇峰：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带来了中国小说理论的深刻变革，他对小说改良群治的强调，赋予了小说庄严的社会使命，也改变了人们视小说为壮夫不...     

中国报章新小说“惊人夺目”的叙事策略

中国近代新小说强化了“卫星”为重的故事安排、虚实互渗的情境设置、巧设悬念的结构处理,引入“陌生人”视角关照现实,其“惊人夺目”的叙事已然越过报章小说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浅层目的,具有探究事物本身、彰显社会痼疾的深度追求,兼具启蒙新民和谋取稻粱的双重意义.这是作家面对报刊传播影响阅读语境和读者心理做出的策略调整,体现了传播、消费、读者等场要素对文学的生产和压迫功能.     

近代留日群体与中国式拜伦形象的初次建构

拜伦最早是通过日本这一西洋文化的“摄取走廊”进入中国的。以粱启超、苏曼殊、王国雏、鲁迅等留日人员为主体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借鉴“原版”拜伦和“日式”拜伦中的相关特征，展开既具个性化又符合国情的筛选改造．建构出了以革命性为主要内涵兼备私人性和审美性的第一个中国式拜伦形象。     

阳明心学与三等唯物认识观

唯物认识体系中，有纯粹的唯物自然观与人化的自然观、历史观，此外还有阳明心学与道家“无知之知”的第三等唯物认识观。第三等唯物认识观在唯物自然观与人化自然、历史观的基础上，升华而跨入认识人与社会、宇宙的更高的认识维度。阳明心学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其基础便是人化的自然、历史观，继而突出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同时将“心”纳入“宇宙力”“万物规则力”的维度中，人与万物本为一体，而人心之灵明便是呈现这一共生构成体的路径。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游戏遣兴与载道训教间摇摆不定的中古小说——浅谈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轻”与“重”

小说创作观上消遣消闲和道德训导这样“轻”、“重”的两种偏差,使中古文人把小说当成避世、弃世或用世的工具,而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中古小说往往既不客观——不是社会现实,也不主观——没有作者真实性情。因此,心理描写流于浅陋和伪饰。古代中国是个非人的奴隶之国,没有“文艺复兴”之类的人本主义思潮,影响到小说的便是其中充满了奴性思维的痕迹、命运仲裁的宿命,独独没有“人”的影子。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联合发起的粱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学者共五十多人,提交论文二十多篇。着重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有的认为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其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启蒙运动是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同志则指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革新,难免产生两重性的矛盾。     

梁启超父女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

粱启超在图书馆思想方面开创了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先河,是中国现代辨伪理论的奠基者,他提出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在图书馆实践方面,他是“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与推动者,为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非常关注图书馆人才的培养,次女梁思庄在其影响和支持下,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她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目录学”,是继承其父亲图书馆思想基础上的创新.     

论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之关系

本文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报刊与小说的功能、功用、传播方法的论述上,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均有着极度相似之处,而原因在于,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梁启超,视任何媒介均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从此视野出发,他所能看到的和乐意看到的就是报刊及小说的宣传功能。在理论阐述上,二者之间以政治为纽带,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梁启超关于民族精神培育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精神必须经过培育才能弘扬,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提炼,民族精神便无以保存,无以发达。梁启超认为培育的目标是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培育的主要内容是传统文化教育,培育的责任者是士大夫与青年。     

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

1911年梁启超访问台湾,与台湾雾峰林家以及栎社诗人有广泛接触和交流,对殖民地台湾的政治、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近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证之两者间的影响所在:政治上鼓励台湾文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具体对抗策略,文化上强调祖国文化的传统和联系,文学上推广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具体的写作技巧。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研究述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由梁启超肇其端,中经侯外庐先生大力抉发,方以智的思想在近60余年的时间内被学界进行了深入而多元的挖掘。而这之中,其＂质测＂与＂通几＂之学则是被研究的主要方面。综合分析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诸多研究,并征诸方以智的具体原典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到,方法论层面的立意与考察才是理解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内核的关键所在。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