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及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联系起来,阐述其阶级属性与从属性,批判其狭隘性与破坏性,并基于殖民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现实,提出"民族国家过渡"思想和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原则,初步形成了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虽不成熟,但他们考察民族主义的社会历史视角、唯物辩证方法以及他们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都为我们深入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最为丰富 ,也比较复杂。本文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中 ,分析了其思想变化的内在脉络 ,特别指出 ,《新民说》时期梁启超的“群”的理想乃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国民信仰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 ,个人与群体、公与私都处于互动的、和谐的关系。梁启超将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 ,代表了一种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及其学术评价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从民族解放运动到民族分离浪潮--20世纪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角色转换

在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超越族群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从而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凝聚作用.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出现了角色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离散民族国家的分化物.这一变化乃源于历史上的族群和地方分离因素,同时又是战后社会经济变迁所促成.民族分种离主义固然有弱势群体抗争社会不公的成分,但此种分裂民族国家的运动并不具备历史进步的意义.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人们一般把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民族主义是这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进行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     

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历史

20世纪世界历史是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历史.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学说与运动的统一,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了20世纪人类社会,并重构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的根源,在于民族主义诉求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梁启超关于民族精神培育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精神必须经过培育才能弘扬，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提炼，民族精神便无以保存，无以发达。梁启超认为培育的目标是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培育的主要内容是传统文化教育，培育的责任者是士大夫与青年。     

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

1911年梁启超访问台湾,与台湾雾峰林家以及栎社诗人有广泛接触和交流,对殖民地台湾的政治、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近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证之两者间的影响所在:政治上鼓励台湾文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具体对抗策略,文化上强调祖国文化的传统和联系,文学上推广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具体的写作技巧。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思想的争锋——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大论辩(1901-1919)

1901年到1919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辛亥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围绕这一主线,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和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一批判又涉及对孔子的评价。其次,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麦孟华等对奴隶性的批判,最早提出要树立国民意识,而要树立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又涉及科学、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以及文化革新方针的争论。再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