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古史辨》派

<正> 古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顺应“五四”以来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在继承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上古史研究中的史料、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推倒了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之类的偶象崇拜,极大地动摇了儒家圣经贤传的统治地位,为我国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风雨飘摇九十年 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海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大学,追怀和研讨顾颉刚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卓越的史学成就。曾长期与顾颉刚一起共事者和生前友好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胡绳等也参加了讨论会。顾颉刚一生嗜学如命,著述宏富,其所涉先秦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解放以后,顾颉刚以耄耋之年,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并撰写出了体现《尚书》研究新水平     

《崔述学术考论》简介

《崔述学术考论》于2010年10月出版，出版者为AiritiPressInc，作者为邵东方。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随着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重，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

<正>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之誉之,已经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大旗,宣布"疑古"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时代(1)。关于古史辨派的研究,多是积聚在这些说法的旗帜下,评价其辨别伪书、史实的功绩或缺失,评价其方法论问题;但这些评价多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事实性层面上,而对其在学术精神层面的评价,从更高的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角度的评价,尚嫌不足。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因长期患病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终年八十七岁。他虽是一个长寿学者,但关于学术事业的巨大抱负却没有一一实现出来。现在能够了解他的学术成就的人和经常同他接触的人一定很多;而顾先生在实际上也已经先后发表了自传,如《古史辨》第一册那篇写到二个月而又是一生中最长最畅的《自序》和最近发表的《我是怎样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疑古学人孙次舟

民国学人孙次舟,早年即负才学,师从顾颉刚,信守“疑古”,且终生未弃,乃战时“屈原是弄臣”之争的挑起者;然其高傲不群、苛责自负的性格,为批评而批评的极端疑古之论,皆不免为时所讥,且不为主流学界所认同,终究注定了一代史家的落寞命运。     

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

<正>编者按: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     

填海追日——追思袁珂先生座谈会综述

20 0 1年 8月 3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填海追日———追思袁珂先生”座谈会。院领导、文史哲片的部分学者以及袁先生的子女和家乡代表共计 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副院长陈焕仁研究员主持。大家就袁先生的学术成就、精神品质、遗憾和不足以及如何继承和发展等问题 ,并结合当前院自身的改革 ,发表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袁珂先生是继鲁迅、矛盾、闻一多、顾颉刚先生之后 ,神话研究集大成式的学者 ,是当之无愧的神话学泰斗和一代宗师。袁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耕耘多途 ,只是出其余绪以从事神话研究 ,而他则是…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