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贰臣”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诏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所谓“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季,兼仕两朝的大臣。乾隆认为,在明朝已登仕途又在清朝做官的人,明史里不能为他们列传,把他们和一般汉臣同样载入清史列传里,“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①。所以,他决定“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②。谕旨最后说,让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候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论“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

作者认为“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统一的客观基础和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文围绕“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主题，首先阐明了“南方谈话”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其次指出了“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一是它对“南方谈话”精神的继承、总结与发挥；二是它对“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如理论主题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与丰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拓展等；三是它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

通过对“两课”的特点及“两课”教师肩负使命的分析 ,可以肯定“‘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这一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讲学习”对提高“两课”教师的业务素质、“讲政治”对提高“两课”教师的思想素质、“讲正气”对提高“两课”教师人格素质的重要作用。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岗位职责编写应避免“大而空”

编写岗位职责应从三个方面入手来避免出现“大而空”的问题，一是做好起草、讨论、审核与签发工作，这是避免岗位职责“大而空”的前提条件；二是体现具体化和接口职责，这是避免岗位职责“大而空”的关键所在；三是体现岗位工作业绩指标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考核，这是避免岗位职责“大而空”的保障。     

《论语》教学与“信”字解读

《论语》的“信”字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论语》教学有密切关系。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明确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孔子的思想及伟大的人格；二是掌握《论语》语录体的特点。在《论语》教学中，应以孔子“诚信”教育思想为教学核心，通过对《论语》“信”的剖析解读，从“信”中领会孔子的思想，从“信”中看孔子的伟大人格，从而完成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的具体要求。     

历史“跨越”·初级阶段·反倾向问题

历史“跨越”，包括理论“跨越”与实践“跨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后者是指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非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理论“跨越”与实践“跨越”的区别与联系，不能正确地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导致现实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屡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王夫之的文学流派习气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

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时文学流派的建立及其恶劣模仿造作习气和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的领袖人物有着前后贯穿、非常强烈辛辣的批判,其间又对明初闽派、西江派的宗法不高和茶陵派的取法不正有着文学流派观念的不满,表现出其与钱谦益同样溢出正气之外的“戾气”作风.     

“五四”新女性自我意识张扬与萎缩的心路历程

本文从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恋自由，追求经济独立，确定社会主体地位方面探索“五四”新女性在五四思想文化背景中从觉醒到反抗到无路可走的心路历程，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与探索，以期揭示女性意识的彰显和遮蔽，再现“五四”背景中女性的真实感受和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对老子“圣人”等人格概念的联想与解读

“圣人”是《老子》中的理想人格,远离具体事务, “君子”、“侯王”等是具体的现实人格,忙碌于尘世之中.理想人格的力量渗入现实人格,现实人格有通达“道”的可能.从历史渊源与对具体事务的关系等方面对二者的定位予以考察.并对王弼、河上公本中“君子”、“圣人”概念的置换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格概念的灵活使用有利于减少现代社会理想与现实的隔阂.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人类交往将经历第三次革命：通心（上）

活字印刷术通过书籍、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类交往和人类关系产生了第一次革命性的影响，促进了人类普遍人格从归属型向自尊型转化；互联网的出现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人格从自尊型向自我实现型转化，带来了人类交往的第二次革命；人类的交往将经历第三次革命，通心的理念和技术将是重要的促进因素。“通心”是解决个人烦恼的根本途径，“通心”所具有的“正反馈”效应，将使“通心”具有迅速的传播速度，“通心力”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类本能。通心力的训练容易被复制，技术不难被学会，“通心”理念和技术的普及将造成人类生活的根本改变。“通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有效的工具，并丰富了和谐社会的理念。     

乾嘉以降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

清乾嘉以降，推崇骈文者以编纂骈文选本的方式进行骈文“尊体”批评。其要旨有三：一是通过阐明骈散同源、肯定骈文特征，以达到推尊骈文文体地位的目的，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首要任务；二是通过剖析骈文弊病，对唐宋以后，骈文衰敝的症结进行反省与厘清，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重要方式；三是通过提倡“复古”与“雅正”，树立骈文创作原则与审美标准，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最终目标。此一时期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对于提高骈文地位，促进骈文创作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