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

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污染输出的代理变量,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两个区域只有连云港的FDI有利于减少三大污染指标排放量,其次表现较优的是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     

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模型

基于2000-2010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等四类污染物的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程度的增加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而且都很显著,而有助于降低工业废水的排放但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产业结构对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的排放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起到了推动的作用.FDI与四类污染物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说明FDI有利于抑制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弹性值来看,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要大于国际贸易和FDI的系数,这说明国际贸易、FDI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普遍较大.同时,加入收入这个控制变量显示环境Kuznets曲线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财政支出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环境治理有效,均对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有明显抑制作用。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污染治理难度大的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绿色采购范围等,以提高财政支出环境治理效应,改善环境质量。     

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该文利用1992—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各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模型以及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且以污染排放强度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小于以污染排放量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没有系统的证据可以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与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相反,大型企业规模的扩张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而中小企业则无此明显的负面影响。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内在诱因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间存在的经济级差孕育了东西部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产业转移的积极效应又激励了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积极性,而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条件的好转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则使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具有可行性。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内在诱因。     

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学术界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的制度约束,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讨论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邻地转移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转移作用,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FDI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固定废弃物,但没有产生节约能耗的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放大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而且会发生污染转移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规制内容和执行的优化,两类规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所改善;区域异质性检验显示,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与总体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不明显。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不同省市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改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不显著,东部FDI不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环境管制对污染行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环境管制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污染行业空间分布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地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环境管制的严苛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在对污染行业空间分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可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空间分布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各地区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我国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影响,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东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在东部内部和中西部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避难所"现象,但这一现象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不高。另外,劳动力成本、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污染产业转移均产生不同影响。根据研究结论从加强环境绩效考核、制定前瞻性的环境管制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考虑健康影响等方面可提出协调行业分布和污染转移关系的对策建议。     

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研究

长江上游地区既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主要聚集区,打赢这一特定区域的扶贫攻坚战不仅对实施好国家战略,而且对确保长江上游贫困地区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长江上游云、贵、川、渝四省市2010-2015年的面板统计数据研究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地区脱贫,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大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分析还发现,影响地区脱贫的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因素等对地区脱贫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做好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的关键是：国家层面制定计划,区域联合构建机制,承接地做好落地工作,行业协会发挥中间服务作用,承接企业培育人力资本,通过提升产业扶贫效益加快长江上游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FDI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的数据

利用1981～2008年山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额（FDI）和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固体的排放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固体排放物外,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废气、废水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明显;但是对于山东省环境总的影响并不确定。山东省利用外资不能只求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尤其是要提高外资利用的水平和效率,以缓解日益紧张的环境污染压力。     

开放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区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 于降低国内的碳排放量,而出口贸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内碳排放量的增长。但开放经济对碳排放 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地区间碳排放差异显著,与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主 导产业相关,另外行业特性也决定了碳排放量的高低。因此,政府应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监督企业遵 照执行,改善国内生态环境,还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对高排放类行业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促 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排放。     

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及成因分析

利用山东省1981～2010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人均GDP与典型环境指标关系计量模型,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工业废水、烟尘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呈现出正"N"型关系,而S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山东省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GDP和单位GDP能耗.     

基于STIRPAT模型的辽宁省环境污染影响因素

针对辽宁省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采用扩展后的STIRPAT模型,检验了辽宁省人口和经济等宏观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辽宁省环境污染显著地受到宏观因素影响,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负向影响,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量、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     

淮河流域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将其外部环境不经济性内部化所采取行动的外在表现.文章基于2000-2005年淮河流域安徽段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对其环境行为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利润、企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量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是正向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企业环境行为正在由消极环境管理向积极环境保护转变,环境意识正在由"先污染、后治理"向"边污染、边治理"转变.虽然针对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方针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存在着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对工业废气的治理重视不够等问题.     

经济增长与工业环境污染之间关系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安徽省 1990一 2 0 0 1年经济增长与工业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安徽省人均GDP与各项工业污染指标之间没有明显的EKC关系。除工业SO2 排放量外 ,其他各项工业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均呈线性关系。通过与国内类似研究成果比较 ,本文还分析了安徽省环境政策的实施绩效 ,认为 :该省的工业废水污染控制政策取得成功 ,但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控制政策尚须加强。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差异——以山东省为例

碳排放问题是区域旅游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之一。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按照"自下而上"分析法对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进行定量估算,并采用系统聚类法将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划分为高、中、低三类碳排放区域,具体剖析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重要指标。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而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逐年下降,旅游业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2）区域旅游业三大部门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旅游交通是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旅游活动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而旅游住宿碳排放波动性较大。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累积碳排放总量为4 764.05万吨,其中,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三大部门占比分别为66.52%、25.80%、7.68%。（3）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从空间分布上看,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呈现出东部沿海 > 鲁中地区 > 鲁西地区,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是东部沿海 > 鲁西地区 > 鲁中地区;从碳排放指标上看,山东省大多数地市位于中高旅游业碳排放的行列,东部沿海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