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考述

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各种教育组织的功劳不可忽视。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教育组织之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有着完善的制度和机构。它先后通过了数百件议决案,并致力于其实施。壬戌学制及其课程标准的制定、庚款用于兴学和国语教育的推行,都离不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努力。它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在教育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民国初期全国性教育团体群落论

民国初期,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为代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纷纷涌现并逐渐群落化。他们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以不同定位满足教育界的不同需要;他们集中了教育界的优秀人物、当时著名教育家构成的群体成为社团群落的核心领导力量;他们都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找到了发挥作用的着力点,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充分发挥了教育社团群落的社会作用。     

国际教育会议上的中日较量——中国未能参加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东京会议始末

一战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成为各国寻求外交诉求的又一个新场所。中国拒绝参加1937年8月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是中国将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作为外交渠道的最明显事例之一,表现出强烈的教育外交诉求。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首要前提。中国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一切破坏和平的行径。     

经亨颐与浙江教育会——兼论民国初年浙江教育近代化的推进

民国以后,以留日学生经亨颐为会长的浙江教育会,是推动浙江省教育改革的核心组织。在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它坚持独立自主精神,不为官府所左右,热心联络教育界,贯彻蔡元培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积极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教育,使浙江教育的近代化在清末兴学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向前推进。     

五四运动中的江苏省教育会

五四运动期间,江苏省教育会这一半官方的教育社团自始至终穿插其中。运动发生时,教育会积极运动学生、参与学生运动,对学生报以同情态度,通过支持学生合理抗议政府的方式,企图避免学生卷入政治漩涡中。运动后期,学生参与政治之事越来越多,诸多政党也把学生群体作为其势力发展的重要对象,这显然与教育会固守的教育独立思想和实现“江苏自治”的政治主张相违背,于是教育会一方面与政党争夺学生资源,另一方面又对学生运动实行控制和压制,力求在这种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     

中心与边缘的徘徊:中国教育会与清末教育改革

1890年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以解决包括基督教教育在内的所有中国教育问题为已任.欧美传教士们特殊的西学背景,自然使其成为清末教育变革的重要参与者.他们通过引介西方的公共考试制度,探讨中国新式教育变革的具体措施,以及与清政府协商基督教教育地位等多项活动,试图协助清廷绘制一个完整的近代中国教育蓝图.然而,受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传教士们的种种努力终归是一厢情愿.     

甲辰开复后的张元济与清末教育新政

甲辰大赦（1904年）后开放戊戌党禁，蜇伏上海商界多时的张元济北上赴京任职，但因慈禧太后对“戊戌党人”仍抱有成见，他被投闲置散后断然南返。宣统即位，他寻机再返政坛参与清末教育新政，通过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再度亲历晚清政坛的腐败混乱，故就此打消继续参政的念头。然而他终将庞大的高端政、学资源引入教育与实业的融合发展之中，迅速在晚清民国出版领域开出一方广阔天地，立下了在民国政学商界纵横裨阖的安身立命之基。     

论清末法政学堂之学制

清末各省仿照《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来建立本省的法政学堂,以满足本省对法政人才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学制进行相应的改变,使法政人才的培养混乱,对当时法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五四时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挽蔡驱傅运动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辞职后,以北大为主体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积极主张挽蔡,奔走周旋于政府、学生之间,襄助温宗禹、扶助蒋梦麟,功不可没。稍后北大又发起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以要求薪金全发现洋为由,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这两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标志着北京高等教育界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势力出现。     

蔡和森赴京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

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先期赴京,调查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京一年半的时间里,通过华法教育会负责人以及在京湘籍名流的支持与帮助,他设法争取侨工局借款名额,筹措赴法旅费川资,促成华法教育会开办各种预备学校,为湖南青年准备赴法打下坚实的基础。蔡和森赴京不仅实现了新民学会向法国发展的目标,而且有组织地开展湖南留法运动,且使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提前进入高潮。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上存在明显的"惜贷"倾向.其直接原因是中小企业普遍经济效益较差、信用不良、信息不透明,使银行无法保证预期收益.内部原因是两类激励相容问题,一是利率法定、企业缺乏抵押担保等客观因素所导致的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激励不相容;二是内部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商业银行所有者与各级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加快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信用担保资源社会化和利率自由化进程,同时也有待于中小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好转、社会信用及法制的完善和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     

浅谈中国古代以水喻政的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善用比喻的手法来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用水来比喻政治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大创造。纵观历史,在君主关系、施政手段、君主品行和神学政治等方面,不同立场和派别的人对水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见解。     

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

本文重在阐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并试图从他们的思想发展中梳理思辨历史哲学的系统化与终结的线索,反思分析历史哲学产生的必然以及思辨历史哲学产生与存在的历史原因.     

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析

醉酒驾车犯罪日益增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对此行为法律适用的讨论更加热烈。文章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就酒驾犯罪行为主观罪过形态的认定、醉酒驾车与醉酒后犯罪形态的关系及酒驾、醉驾行为应予犯罪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依法惩处酒驾、醉驾行为。     

完善“债转股”之经济、法律对策探讨

虽然债转股是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化解银行风险的新思路 ,但是债转股本身还存在着许多机制缺陷。为了保证债转股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必要从经济和法律角度对债转股进行全面考察 ,以期有助于债权转股权机制的逐步完善。     

回归生活世界重建德育模式

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远离现实生活,面对思想道德领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改革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势在必行.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是回归生活,道德教育内容、德育方式、德育原则等都应围绕回归生活来重建.     

鉴真选择从福州东渡原因探究——兼与葛继勇先生商榷

鉴真第四次东渡选择福州,是一种策略。从北路东渡,人多、物资多、路远不便,且易被官府发觉;从扬州出发东渡,官府和僧众会出来阻止;从明州出发,更会为官府、僧众挽留。选择福州,可以以应邀往南方讲律授戒为由离开明州东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