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与水环境污染控制的协调研究——以广西钦州市为例

产业发展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载体,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是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以广西钦州市为例将工业总产值、环境污染排放量、水资源利用量、废水污染治理费用及行业生态受损度等影响水环境的产业结构调整因子纳入模型,建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水环境污染控制相协调的机制,以经济效益最大化、生态环境效益最优化为目标,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行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控制的影响程度及协调性。结果显示：未来钦州市按照年均13.4%的高速发展模式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既能保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能达到COD排放总量最小化的目标要求,为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提供决策依据。     

流域水污染防治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跨区域水污染防治的３ 个相邻地区博弈模型及区域内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监管与排污企业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流域水污染防治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及最优策略选择,提出建立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分配机制、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制度和长效环境经济政策,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     

饮用水源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探析

保护饮用水源地周边农村敏感而脆弱的水环境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通过构建农村区域经济增长、水环境生态效益、水环境治理的经济效益为主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并以南平西芹水厂水源地周边3个典型村庄为例,探讨了饮用水源地周边农村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进而提出未来要加大农村水环境整治和监管力度、提高公众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及将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农村水环境治理范畴等对策建议。     

煤炭开发对水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西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是我国未来能源供应的主要基地.由于自然条件原因,水资源极其贫乏,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然而,煤炭资源开发必将影响地表生态和环境,也将扰动地下水资源.立足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特点, 根据煤炭开发对水环境的影响特征,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一套适用于一般区域的水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为推进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的量化研究奠定基础.     

基于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研究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生态环境补偿费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分析

为解决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增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研究开征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效果。通过构建双区域能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比较了设置不同费率生态环境补偿费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征收合理费率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对区域GDP的短期影响较小,在长期范围内可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并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所建模型是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力工具,研究结果对我国制定资源环境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VAR模型的青岛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通过以青岛市1985—2010年的人均GDP水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样本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此模型对青岛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发现,经济增长会加速环境污染,由于环境承载力的存在,环境污染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存在滞后期。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市必须加快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快建设全国蓝色经济领军城市。     

县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动态仿真决策模型研究

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 ,以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为系统分析和建模的主要方法 ,通过对县域人口、经济、环境与土地资源四者组成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分析 ,建立了土地资源利用系统主要因果关系图和土地资源利用动态流程图 ,并且构建了DYNAMO动态仿真模型 ,通过计算机实现了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政策分析和动态模拟 ,得出优化方案。     

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影响

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压力大、环境容量有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之间矛盾突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把准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行动脉络,为水资源-能源-粮食管理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从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影响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诠释了绿色发展影响下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并对不同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成效和实施力度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绿色发展通过引导和约束主体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协调,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能够促进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及双碳目标,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约束性政策环境,加大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强度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存量降低,充分发...     

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分析——以浏阳河流域为例

在阐述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分析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关系的基础上,以人口、经济和环境为目标,以供水量、污染容量以及人口规划和工农业产值规划为约束,建立了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优化模型。以浏阳河为例分析得出,按照浏阳河流域的可供水量、理论纳污容量和人口、经济发展规划速度,若以环境优先为前提,2015年浏阳河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满足要求,若以经济优先为前提,则基本满足要求;而无论是以环境优先还是以经济优先为前提,2020年均会出现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进而提出了浏阳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对策。     

水资源配置战略与调整陕西产业结构及布局

本文在分析陕西水资源与国土资源特点的基础上 ,论述了关中、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调整产业结构与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战略 ,并就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与水的经济效益问题 ,提出了有关完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城市与城市化政策、水价政策、水管理机构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节水灌溉设施的粮食生产增效机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综合运用DEA Malmquist指数法、面板工具变量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节水灌溉设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两条路径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且技术进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改进效应;从区域与作物异质性来看,粮食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的增效效应大于非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对小麦、玉米和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其正向影响随农村人力资本、人均种粮规模、人均GDP的提高而呈阶梯型上升。因此,因地制宜发展节水灌溉设施,与外部经济环境发展相协同,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完善节水灌溉设施产权和管护机制,是实现节水灌溉设施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区域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集聚通常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却相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区域内。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会使地方环境问题目趋严重；在区域外。经济集聚引致了大规模的跨区域资源配置，这种跨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动由于缺乏应有的生态补偿机制的配合，会将经济集聚的环境负效应扩散到资源流出地区，造成全局性的环境问题；在环境治理方面。现有的环境政策并不能减弱经济集聚的向心力与环境负效应，反而刺激了经济集聚，增加了集聚区域的经济总量和污染排放总量。结果，经济集聚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并向区域外扩散，呈现出一种全局性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水资源承载力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环境状态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发展为条件,在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下,可供水资源量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生态环境用水量的确定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应加强水土资源的承载力与社会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研究,进一步增强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成果的适应性。     

融水共生:水利院校特色廉政文化品牌的构建

水利院校特色廉政文化品牌建设需要遵循高校教育规律与大学生成长规律,结合水利行业实践和区域特点,把廉洁文化教育有计划地纳入到水文化建设中,不断探索立足行业的水利院校廉洁文化教育之核心理念,形成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水利院校廉洁文化教育项目。为了达至水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合与共生,水利院校应该充分利用区域水文化资源丰富学校廉洁文化教育内涵,并把其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理念。     

水资源危机与水工业的发展

日益加剧的淡水资源短缺与地下水的大肆开发,水资源的严重污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面临的严重威胁;同时也导致了以水的环境治理和开发新淡水资源的水工业得到了发展,并使水业正在成为"21世纪最好的投资领域".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脱钩关系

通过分析区域内经济、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要素的分布,基于改进的Tapio弹性脱钩理论及评价体系,结合生态足迹、碳排放、综合脱钩指数模型,对2000-2013年间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脱钩程度、时空演变进行定量综合分析。研究表明:（1）脱钩状态从2000年经济增长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增长连结”,逐渐过渡到2008年两者协调的“强脱钩”,虽然从2009年后脱钩指数有所减弱,但资源环境所受压力始终存在。（2）经济增速与产业分布不均,造成脱钩指数存在地域差异,北京的脱钩状态最优,天津的资源环境压力处于区域平均水平,而河北由于第二产业占比较大造成环境污染加剧,使其成为区域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未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需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开展与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水资源供求优化

淡水资源的再生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均衡,致使很多民族都不可避免的要遭逢水环境的不利因素的冲击,因而各民族文化都得通过适应手段去消解水环境的不利因素,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自身所处水环境的优化。具体表现为：通过改变和优化所处生态环境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储养、净化和再生的能力,从而为该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与生态保障。我国西部各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着优化全国水环境的公益作用。正当我国水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理清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间水资源供求优化的机制,尊重、发掘和利用我国西部各民族文化优化水环境的潜能,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水环境对城市发展影响的动力机制初探

水体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功能为水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水体的水资源功能、交通运输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及旅游美学功能与城市形成发展类型的关系甚为密切。将水城分为沿江城市、运河城市、湖滨城市、沿海城市及综合型河口城市,通过研究不同的水体对城市发展影响的动力机制,初步探究水环境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区位选址、职能结构、格局演变、空间形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指出城市的发展与该地区水环境的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