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域下腐败标本兼治“四不机制”构建的策略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究其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最根本的就在于腐败的收益普遍甚至远远高于腐败的成本。必须从影响腐败主体的成本与收益的因素入手,努力构建"不好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四不机制",从而最终达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腐败标本兼治的目的。     

保持高压反腐的战略定力

所谓高压反腐,要义是指立足"不敢腐",通过严厉惩治腐败,形成强大的震慑力,从而压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迈出重要步伐,"不敢腐"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呈现出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从反腐一般规律与我国反腐形势看,高压反腐应成为常态,不能有任何松懈。反腐永远在路上,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也应该永远在路上。     

关于公务员“不敢不腐”的伦理学思考

目前正在建立和形成的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机制,主要针对的是"主动式腐败",但实践中还大量存在面对上级领导干预"不敢不腐"的"被动式腐败",对此状况,我们一方面需从源头上完善选人用人、政绩考核等制度,另一方面还需对权力在行使过程坚持"双轨道"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有力地保证反腐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简论预防腐败的"双重防线"及其耦合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预防腐败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构筑严密的"制度防线"用以减少腐败机会,降低腐败"黑数",使人不易腐、不敢腐;也要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主动抑制腐败动机,使人不思腐.二者双管齐下,并在道德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的实践中充分实现二者的耦合,形成预防腐败的综合防御工事.     

“标本兼治”新解——兼论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主动调整反腐败策略,重拳反腐,以治标推动治本,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但有人提出这只治标而不治本,于是就引发了何谓"标"何谓"本"、什么是"标本兼治"的讨论。我们认为,在反腐败实践中,"标"与"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而是相互联结和变动的。"标本兼治"就是要将两者统一起来,通过严惩腐败将腐败势头遏制住,然后逐步形成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治本之策,就是始终保持高压反腐的势头,始终坚持零容忍政策,以治标来推进治本,最终进入"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理想状态。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反腐策略论

文章从反腐立法,公职人员管理机制,反腐机构的设置以及反腐的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来阐明作者对腐败的防治问题的思索:立法方面,要加强反腐立法,制定专门的系统的反腐败法和监督程序法.管理方面,要严格公职人员的录用、考核、奖惩制度,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机构设置方面,要设置专门的反腐机构,健全反腐败的社会监督网络.此外,还应强化舆论监督,优化反腐环境.     

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苏联的教训及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反腐败是一切有为政权和负责任政治家的历史权利,是遵循历史逻辑的"英雄之举"。然而,苏联改革者的反腐教训表明:不彻底的反腐败将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反腐败策略严重失误加速改革失控,反腐败失信于民毁灭改革公信力。对制度性腐败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改革工程。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加强反腐败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控制,坚持不懈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政权自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科学反腐的改革逻辑不容漠视——兼评“经济冲击论”

科学反腐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方针,是正确处理反腐败、经济建设、改革三者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对我国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和实践运行状况的双重检视,可以发现,高压反腐态势背后兼具改革逻辑.反腐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反腐为经济建设创造可持续增长生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服务于发展第一要务,必须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用科学反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法治环境下海外追逃机制的完善

"十八大"至今,针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反腐的治理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更加倚重制度反腐。贪腐罪犯的海外追逃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又一重要战场,建立科学、完善的追逃机制是海外追逃有效展开的前提。在我国深入开展治理腐败犯罪的背景下,现有的海外追逃机制虽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追逃效果不明显、海外追逃成功率过低、双边引渡条约缺乏、国内监管机制缺位等问题,亟待从多个方面予以改进。在加大境内反腐力度的同时,完善海外追逃机制,是反腐工作的应有之举。     

法治反腐:中国反腐新常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反腐"将成为中国反腐新常态。"法治反腐"主要是指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依法治国和"法治反腐"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内法规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法治反腐"与党内以纪反腐是高度统一和相辅相成的。"法治反腐"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反腐败的客观需要。"法治反腐"要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辩证统一,坚持党纪与国法配合互动,坚持立法与执法协同并进,坚持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     

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对接机制研究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为不经常反腐,腐败就会本能地扩大蔓延.因此不能只将腐败看做是普通的犯罪或违法,要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将反腐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对待,就像国防职能一样[1].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反腐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加大了预防腐败的力度.防止利益冲突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自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后,防止利益冲突成为国内廉政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     

标本协治:协同论视角下中国反腐败新战略

结合法治反腐新阶段的新要求,着眼于正确处理反腐败治标与治本之间的关系,创造性提出反腐败标本协治新战略,即治标与治本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要在腐败高发易发的特殊阶段,优先治标降低腐败存量,在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后,应该将更多的力量集中于治本,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遏制腐败增量。     

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薪养廉”在我国并不成立,公务员薪酬的提升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会使腐败更为严重;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虽然公务员薪酬通过腐败作为中介变量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但从净效应看我国公务员薪酬提升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经济层面的依据。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不能夸大公务员薪酬的作用,而应形成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和组织反腐的有机结合。     

依法治国背景下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基本问题探究

法治背景下探究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基本问题,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正视"制度性腐败",决不可否定甚至颠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制度自信是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并具有西方政治制度不具备的优势。反腐败制度创新的目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路径是建构立体式反腐败的CSO体系。法治化反腐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全面梳理现有制度、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建立健全"阳光法案"。     

腐败征候群解读与制度反腐策略

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参与"和"制度"视角比较研究世界范围内四种腐败类型的征候特点和治理策略,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我国腐败现象丛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制度反腐的策略性,故而优选理性可行的循序渐进、有效管用、对症下药和自下而上等治腐策略,是端正反腐理念和改进反腐成效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国内外主要反腐败理论的述评及其若干启示

当今世界日趋严峻的腐败问题,急迫召唤着反腐败理论的创新与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权力制衡理论、现代化理论、权力寻租理论与制度反腐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预防腐败的措施与腐败生成的具体原因,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如何对其进行客观中允的评价以及从中挖掘出潜在意义,进而为深化我们下一步对反腐败理论的研究、更好地指导当下如火如荼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经济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网络反腐研究

与传统的监督形式相比,网络反腐是一股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舆论力量,对反腐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在对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界定了网络反腐及其特点,然后透析了国内外网络反腐的现状及我国网络反腐制约因素,最后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并构建了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的中国特色网络反腐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监察机构的改革路径及成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和发展,是推动解决我国反腐败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实践难题的重要决策。作为反腐败的运行机构,监察机构的有效运行直接决定了反腐败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监察机构在推动反腐败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监察机构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难以适应改革的进程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监察机构改革提上日程,从北京、浙江、山西试点探索到全国推开,再到组建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反腐效能以及覆盖范围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