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执行国家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促进策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个包括廉租房政策、经济适用房政策、限价房政策、公共租赁房政策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之后的安置房政策等的政策体系,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厘清利益关系、开拓多元的政策执行主体,拓展融资渠道、丰富政策执行资源,适时调整政策、创新政策执行方式,科学合理规划、提高政策执行质量,健全监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监控,是促进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策略选择。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保障性住房供给

地方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主体,其行为偏好决定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在现行财政体制和激励模式下,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不能有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晋升的竞争力,使得地方政府供给动力不足。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的理论推导模型,在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滞后效应,土地财政仍是影响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改变都正向调节了土地财政对保障性住房供给的负向影响,但该作用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认为地方政府财事权相匹配及在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中加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考察因素有利于推进住房体系建设。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刑法控制

保障性住房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是实现社会分配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国诚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骗取保障性住房的行为屡屡发生,其不但侵害了保障性住房的所有权和相关财产性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保障性住房的公平分配秩序．其已经触犯了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目前地方政府出台的《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中对这类行为的处罚除了罚款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准申请保障房外没有更为严厉的处罚,很难对这类行为形成震慑力。因此,为了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公平分配,有必要用刑法进行规制。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对财税取向的探讨

房地产业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调控房价应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扩大社会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调整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房地产业税费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政府应按照市场需求加大居住房供应量,控制购房信贷投放。相关政策实施后,必将使房价在平稳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实际购房能力逐步相适应。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绩效评估探析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绩效评估指的是对政策执行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执行行为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外在政策环境与公共问题的回应力与影响程度等方面的绩效评价与考核。政府绩效评估有助于预防和纠正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绩效、加强政策宣传教育等。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府绩效评估应坚持以充分性、公平性、适宜性等为评估标准,以公共政策执行行为、实验、阶段评估为主要评估环节。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演进、特征与改革取向——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实现住有所居目标是广大居民的美好愿望,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主体,理应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然而,制度错位情况的出现却成为其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通过对制度演进路径的回顾和特征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探究制度错位的原因及未来的调整方向。政府各部门颁布的政策文件是最能反映制度各个阶段政策焦点及其特征的资料,对其量化分析可以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阶段颁布的政策难以实现保障性的内在要求,且制度与我国住房市场关联度较高,易成为政府调控楼市的工具。因此,下一步应以夯实保障性政策功能为改革取向,并以此为指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笔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本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目标群体因素、政策工具因素、政策资源因素、政策执行监控因素等。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目标悖论”

从中国住房制度变迁的历程来看,由于住房制度变迁不同阶段制度背景的变化,形成了各个阶段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正因为政府有“经济人”的特点,相当于社会整体而言,明显的体现了诺思的国家悖论和政府机构代理人悖论现象,本文分析了中国住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目标悖论”现象。     

沈阳市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问题与对策

介绍了沈阳市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现阶段沈阳市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拓宽筹资渠道,加大保障性住房投资;扩大保障性住房房源:保障性住房配售过程透明化;提高经济适用住房政府补贴;进一步落实保障性住房准入和退出管理制度等完善沈阳市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的建议.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博弈分析——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难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地方政府逐利行为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是形成政策执行难问题的主要根源.本文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尝试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机理作一分析,并就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出制度创新建议.     

论公民居住权的实现与政府责任

居住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此项权利已被各国法律承认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居住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承担保障公民居住权利的责任。政府责任的承担应该贯穿于住房用地供应、住房建设、住房交易等各个环节,当前应该重点解决保障性住房供应和分配面临的问题。同时中国应该加快住房立法,在法律上确认居住权,明确权利实现中的政府责任与义务。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政策执行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实施的关键。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对策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环境。     

我国城市内生型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的政府责任探析

城市内生型低收入群体受其收入制约,无力承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住房成本,只能依赖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包括相关立法工作、确定保障目标、制定建设计划、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实物供给或货币补贴、保障房的监管等。但目前,政府存在着对社会保障的认识有偏差、廉租房制度有缺陷、棚户区改造责任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转变执政观念、明确职责,完善廉租房制度,加快棚户区改造进程。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保障性住房的规划与建设研究

保障性住房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的映射.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保障性住房规划与建设的现状及我国保障性住房规划与建设相对滞后的原因,阐释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在借鉴国外优秀住房保障体系经验的基础上,以政府为主导,塑造地方特色为辅,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保障性住房规划与建设机制.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论政府的自利性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政府利益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进而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立足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论证了政府自利性的存在,分析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