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杨海文道统是儒学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学的命脉之所在。三卷本的《心体与性体》是牟宗三先生（１９０９—１９９５年）的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他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一、儒典与儒家的重组牟氏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其内容之一是...     

义理化倾向--朱熹与胡寅史论比较研究

胡寅史论义理化倾向非常明显，借史论抒发儒家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对南宋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在史论方面禀承胡寅义理化特色，犹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对他们史论揭示与比较研究，可以管窥新儒学在历史政治领域所产生的经世作用与永恒价值。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儒学的中道性格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儒学的中道性格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庸之道是孔子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后儒称作“圣之时者”（孟子语），是“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的（朱熹语）。而中庸之道在孔子那里既是一种最高的德行，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智...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论现代新儒家对《乐记》的美学诠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

<乐记>是中国儒家美学最早的理论文献之一,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牟宗三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宇宙论.唐君毅认为,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一种陶养性情的礼乐之道.徐复观则认为,它代表了儒家兼具美善的礼乐之教.三位学者不同思路的诠释对现当代儒家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因为其揭示出了<乐记>作为儒家美学生命原点的两个根本内涵:礼乐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伦理价值的体现;礼乐是情感、心灵、精神的安顿之地.     

陆机的儒风旨趣及其繁缛风格的形成

陆机的道德人格和社会价值判断以儒学价值观为主导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以儒学文艺观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和创作风格趣向.他的儒学文艺观包括文质观、有益政教的诗学观等方面,创作中体现出儒学经典的隶事化和大量使用比物起兴手法的倾向.然而,陆机并未有力地贯彻儒家文质并济、辞理兼美的中和原则,宏富的才学使之在作品内容呈现方面走向炫博的路子,对于辞藻的偏嗜又使其作品呈现出繁缛的主要风格.陆机的儒风旨趣对其繁缛风格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也产生了不客忽视的消极影响.     

梁漱溟对民主观念的儒学化阐释

梁漱溟用儒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阐释了民主观念。他将民主理解为“承认旁人”的精神态度，认为它与儒家的忠恕之道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是践行于人伦关系中的一种道德情理，平等、自由都由这种道德情理推演而来。他所构想的理想的民主社会，是一个由贤人领导的、以道德情理维系的、以教化统摄政治的礼俗生活共同体。梁漱溟的民主观念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消化吸收外来观念的一种尝试，这虽然把握到了儒学与民主的某些共性，却又摒除了作为自由主义民主根本基础的个人主义和权利观念，回到了儒家将政治道德化的传统思路上去。     

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所谓"东亚儒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各地的儒家传统虽各有其地域特色,但中、日、韩的儒学传统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分享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东亚儒家坚持"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东亚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学说与熊十力、梁漱溟,以及新儒家之“第二代”、“第三代”诸贤相比,显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为,现代新儒家具备四方面之特征:(1)提倡儒学之第三期发展;(2)对传统学术进行哲学化之建构;(3)突出东西文化之对立;(4)具有现代大学之背景。然而这四方面之特征在马一浮学术思想中似未完全具备。另外,马一浮虽与熊、梁诸新儒家学者交往甚深,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些程度上说甚至具有根本意义。以此,我以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新儒家。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儒家认为"诚"是人的本性,是道德之根本,诚与信既是因果关系又是统一关系,并强调诚信并非绝对的,而要以"义"为前提。同时,儒家强调,诚信在社会生活中是为人之道、人伦之道、兴业之道和为政之道。当代社会,继承儒家诚信思想,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谐人际关系、保障经济发展、建设廉洁政治和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东西文化调和之检讨──论贺麟的文化观

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儒家人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一条由思想到学术，亦即从新儒学体系的建构到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的演进线索。这表现在，不仅本世纪几个著名的新儒学体系均产生于前期．而后期则极少类此建构性努力，而且，新儒家本人亦多有由思想到学术的学思历程。对此，人们可能会满足于从社会──政治、历史的变迁层面获得的解释，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贺麟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自觉开始了这一转变。贺本人以一种非建构的态度对待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作于抗战时期的《文化与人生》就是其具体表现。只是他对于儒学“现代化”所具有的方向…     

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