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传统公私观念与现代公民观的歧义与差距

一　　从春秋战国迄今两千多年来 ,公私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对于公私关系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多种公私观念 ,从政治思想层面看 ,传统公私观念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以君主之私为天下大公的公私观念。这种类型的公私观念 ,其内在的价值规定是君主之私凌驾于国家之公之上 ,国家之公又凌驾于臣民之私之上。在表述上则强调崇公抑私、立公去私。中国传统道德推崇以德配天 ,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而天德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至公无私。这类公私观认为君主的德行上应天德 ,于是大力崇公抑私 ,甚至要求“以公灭私”。在传统…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论"尚公重私"的公私观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公与私的关系问题 ,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系着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整合 ,关系着国家、君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 ,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建构。传统公私观的基本内容 ,大体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其一是本体论的维度 ,主要是解决公私之间的本末先后问题 ,回答其本源意义上的逻辑本质 ;其二是价值论的维度 ,主要是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问题 ,回答公私关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具体作用。一　　在本体论意义上 ,中国古代公私观鲜明地坚持了“公”的主体原则 ,充分肯定了…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公私观念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公私的不同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模式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公私观就有什么样的和谐社会模式。要建立现代和谐社会,就公私关系上,应该树立公与私的协调发展观、公权公用和公私分明的权力观。     

道德评价如何求“真”——船山“不间之孝”论对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与"道义论"或"功利论"相比,"美德伦理"更当重视"道德评价"的问题;否则,其倡导的"美德"只能流于乾纲独断或神秘主义。道德评价如何求"真",从结构上说,至少涉及三个方面:"行为是否属实";"主体有无隐情";"标准能否服众"。就范畴而言,儒家哲学中,与"真"相对的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假",还包括"伪"(人为)"情""私";故所求之真,往往关乎价值领域内的"诚""理""公(义)"。船山"不间之孝"论,在厘清评价结构的同时,注重范畴间的相互作用,为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合私为公与顾炎武的经世史论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明末合私为公论的最清晰、最明确表述之一。在顾炎武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种种救时济弊对策中,都体现出合私为公的指导思想,合私为公成为顾炎武经世学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顾炎武等学者所提倡的合私为公论,其理论渊源可上溯至先秦儒学。     

公私观与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特性在于公私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公私观的差异,中西现代国家成长出现不同的历程图景。具体而言,在"私本位"的公私和谐观影响下,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增权的进程中生成的。而在"公本位"的传统公私对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却不同。一方面,由于受公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显得曲折、坎坷。另一方面,由于"公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呈现出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到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再到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从而逐步生成公民社会的历程图景。因此,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解析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能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女性的欢宴--从公/私领域的角度看女性主义

一、公/私领域演变中的女性地位 在古希腊,"公""私"差异清楚可辨.私域(家庭oikos)是自然的结合体,一切生活基本需求皆掩于其中.公域(城邦polis)则相反,它是政治人展现光荣和卓越①的公开场地,"行动"与"语言"成为唯一重要的存在方式.     

从孟子到王夫之:民本思想中革命因素之张扬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孟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早期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而且其民本思想中有着特殊的革命因素:"民贵君轻""人性本善""制民以恒产""汤武革命"。这些革命因素被后世统治者抹杀掩埋,直到明清之际重新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所唤起与弘扬:"循天下之公""天下之土,皆民之产""可禅、可继、可革"。王夫之能够重新张扬孟子民本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     

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变迁——基于农民合作的视角

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变化:传统时期的公私相对、有公有私;再分配时期的崇公抑私、公私模糊;转型时期的强私弱公、公私分明。当前农民由于过于强调眼前的、狭隘的家庭私利而不能合作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组织起来,必须重新使农民树立正确的公私观念,即明确"正确理解的利益",而这又需要辅之以一场文化启蒙运动。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船山公天下思想的共享伦理意蕴

正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伦理命题,创造性地提出"公天下"的思想,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论证,以之来洞察文明机理、揭橥历史进程、品评人物是非,建构起了颇具特色的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体系。首先,船山之"公天下"奠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价值判断,力主以维护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向,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要求生活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将自身的个人利益与天下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与他人利益和社会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清末时论中"义利"说述论

清末时人从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出发对传统"义利"说作了必要的时代诠释,主要涉及重新审视传统"义利"说、挖掘其合理价值,谋求中西融合、公私并重、义利合一、权利义务相均,政治追求宜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发展经济需公私并重,难以兼顾则崇公为要.这些理论诠释与清算传统"义利"说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理论上否定其偏颇性及其危害,痛斥社会上重私轻公、言行相悖之陋习,在政治上鞭挞政治道德堕落、唯利是图,在经济上揭露重私轻公、人自为谋.并欲藉否定专制制度、派别理论交锋、充分利用国粹与融合域外近代思想等途径达到构建新"义利"说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