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公私观探赜

"公""私"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明末清初,公私观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出现大批崇私以批判传统公私观的思想家。其中,王夫之基于传统公私观,将"公"主要确定为三个内容:"公共"或"普遍","天理"和"公正无私"。与之相对,"私"则表现为"个人""私欲"和"私利"之义。其公私关系观也相应呈现为:传统意义上"循公废私"、近代相对合理的"存公抑私",与明末启蒙思潮相表里的"化公崇私"。自清初至当代,王船山公私观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从化恶为善到化私为公的自发秩序

本文首先诠释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这一＂无赖之语＂中所包含的深刻自发秩序思想,并用＂化恶为善＂一语概括其内容,然后阐述斯密与休谟对他的批评与发展。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的神奇功效可用＂化私为公＂一语来概括。从曼德维尔的化恶为善到斯密与休谟的化私为公,是自发秩序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最后,阐述化私为公的实现过程与必要条件。本文诠释了他们的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即基于人性论视角的自发秩序思想：在无形之手引导下,人们从利己天性出发追求其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社会公利的结果,一种化私为公的市场秩序就自发地形成了。本文旨在阐明,在他们的自发秩序思想中所蕴含的基于人性论视角的利己人假设所推演出实现化私为公的可能性之逻辑,并通过对其诠释而作出理论的重构。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合私为公与顾炎武的经世史论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明末合私为公论的最清晰、最明确表述之一。在顾炎武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种种救时济弊对策中,都体现出合私为公的指导思想,合私为公成为顾炎武经世学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顾炎武等学者所提倡的合私为公论,其理论渊源可上溯至先秦儒学。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私观与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特性在于公私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公私观的差异,中西现代国家成长出现不同的历程图景。具体而言,在"私本位"的公私和谐观影响下,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增权的进程中生成的。而在"公本位"的传统公私对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却不同。一方面,由于受公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显得曲折、坎坷。另一方面,由于"公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呈现出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到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再到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从而逐步生成公民社会的历程图景。因此,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解析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能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公私观念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公私的不同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模式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公私观就有什么样的和谐社会模式。要建立现代和谐社会,就公私关系上,应该树立公与私的协调发展观、公权公用和公私分明的权力观。     

清末时论中"义利"说述论

清末时人从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出发对传统"义利"说作了必要的时代诠释,主要涉及重新审视传统"义利"说、挖掘其合理价值,谋求中西融合、公私并重、义利合一、权利义务相均,政治追求宜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发展经济需公私并重,难以兼顾则崇公为要.这些理论诠释与清算传统"义利"说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理论上否定其偏颇性及其危害,痛斥社会上重私轻公、言行相悖之陋习,在政治上鞭挞政治道德堕落、唯利是图,在经济上揭露重私轻公、人自为谋.并欲藉否定专制制度、派别理论交锋、充分利用国粹与融合域外近代思想等途径达到构建新"义利"说之目的.     

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

本文通过对一个灌溉故事的解读,认为虽然构成中国人行动逻辑深层基础的公私观念并无大变,但快速的社会变革却改变了农民对“私”的范围的定义。失却了传统文化,以前作为私的宗族、房支现在却可能成为了公。同样,失去了“大公无私”的教育,村委会或村民组等建制内的认同就难以维系。结果是仅留下核心家庭这样一个层面的私,这就深刻影响了农民的实际行动选择,并影响了诸如农村水利等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义利关系的演变看经济与伦理的分离与统一

义和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的概括.“义”指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公利,即一种大义； “利”指的是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去利存义”和“义利统一”的演变,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商这一特殊商人群体是在贯彻儒家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兼顾义利,把“儒”与“商”很好地结合的实践典范.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现象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和伦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明末清初人文法律思潮的现代性分析

明末清初思想家肯定个人私欲的正当性,形成了人文启蒙的新思潮。在人文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他们主张法律应当保护人们的私利,包括财产、生命、平等权和政治权利等,这与现代宪法以保护人权为价值目标相契合;他们追求体现"天下公利"民主性的法律。这些都显示出明末清初法律思潮具有人文性、现代性的一面。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未能在如何实现现代法治、限制君权方面提出具体的制度构想。     

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有关中国“公私”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 ,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 ,题目是“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 在这篇论文中 ,我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公私”观念的基本意义及其演变 ;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私’的抬头及其合理化倾向” ,我简要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作为与“公”相对的“私”是如何被自觉并被合理化的。作为结论性的东西 ,最后我指出了中国“公私之辨”存在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强调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 ,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 ,因为“大公无私”就容易成为其反面的“大私无公…     

公与私张力下的社会公平之思

社会公平问题引发当前社会的普遍焦虑与关注,本文从公与私的关系角度分析公与私张力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强调三个思考进路,公与私的界分是讨论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公权力私用是导致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症结,构建合理有效的公权力监督体系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途径。     

传统公私观念与现代公民观的歧义与差距

一　　从春秋战国迄今两千多年来 ,公私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对于公私关系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多种公私观念 ,从政治思想层面看 ,传统公私观念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以君主之私为天下大公的公私观念。这种类型的公私观念 ,其内在的价值规定是君主之私凌驾于国家之公之上 ,国家之公又凌驾于臣民之私之上。在表述上则强调崇公抑私、立公去私。中国传统道德推崇以德配天 ,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而天德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至公无私。这类公私观认为君主的德行上应天德 ,于是大力崇公抑私 ,甚至要求“以公灭私”。在传统…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传统义利观的反思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重义轻利”、“义利相兼”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公利高于私利 ,民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这一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就是在发扬传统义利观优秀成分的基础上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确立的以义利同在、义利统一、义居首位为基本要求的一种新型的义利观。它的确立对于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