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清遗民之民族立场

民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矛盾,既有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又有中华民族与外族之间的矛盾.清遗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对中华民族内部矛盾的认识较为统一,即泯"夷夏之辨"、消华夷大防.而对入侵中国的民族,尤其对日本民族,清遗民的认识较为复杂,继而表现出多样的民族立场.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他者”观照中民国新疆“民族”诸观念之衍变——以民国国人赴疆游记为考察视角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知识学界之民族观一直在不断调整中摸索前进,国内知识分子赴疆之初所秉持的民族观念与新疆复杂百态之民族生存现状、动荡新疆政局应于一时权宜之地方民族政策之间发生着冲突与碰撞。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观从传统的夷夏之辨逐渐向同胞观转变,30年代内忧外患中内地知识分子多视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发源地,这与盛世才政府在新疆实施的民族识别政策构成外/内的话语空隙和情势对比,知识分子初到新疆之"人种博览会"的感性印象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理性诉求构成同一主体民族观念之两面,40年代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更是在"宗族""民族""国族"之间摇摆不定。从国人游记视角考察民国时期新疆民族观念之衍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展现其问题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汉书·西域传》的疆土意识与民族观念

《汉书·西域传》正文部分对西域诸国政治归属作了明确区分,对西域的自然与人文信息表现出高度关注,体现了两汉王朝统治者对西域都护所管辖下的地域拥有明确的疆土意识。然而篇末"赞论"却以"夷夏之辨"民族观为理论基础,提出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与正文所显示的疆土意识自相矛盾。这是两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及边疆经略形势下的产物。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王夫之“封建、郡县之辨”及其“历史通识”

"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历史理论中的重要议题之一,王夫之的相关论述有其鲜明的特色。王夫之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着眼,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之异同,认为"封建"不可复;然而,其亦反对推行"郡县"后的集权与聚敛。王夫之在探讨"封建、郡县之辨"时,分析了历史发展中"势""时""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展现出其历史认识中的"通识"。     

“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公民”──邓小平开放观的两个概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普遍联系到矛盾的同一性邓小平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世界历史和时代条件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以普遍联系观点与矛盾同一性观点为哲学基础的。人类社会已有漫长的历史，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以“民族历史”的方式存在着，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在封闭的体系中运动、发展，民族之间的有限交往虽然对民族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微不足道。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后羿、寒浞神话传说的历史钩沉

由于羿的名字有夷羿、仁羿、穷羿、后羿之别,其活动时间从五帝时代晚期直到夏代中期,长达数百年,而其行事更是善恶不分,忠奸并容。因为这样的原因,学术史上往往将羿分为几个形象来理解,并认同某些古文献所持态度,把羿当作反面人物来对待。实际上这些都是误解。认识后羿及寒浞的神话传说,至少应该把握三点事实:(一)无论是神性的羿还是人性的羿,无论是族名羿、地名羿、图腾羿,还是酋长羿,实际都是同一个羿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而已;(二)就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以后羿、寒浞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曾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创造过最先进的文化,东夷民族在当时众多民族部落中是一支实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民族;(三)战国秦汉文献中,对后羿、寒浞历史形象的批评否定,实际上是在中原文化中心论、夷夏之辨观念影响下,对东夷民族不公正态度的表现。     

清代后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嬗变

19世纪下半叶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 ,传统民族意识应运而生 ,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凸现出来 ,呈现出复古闭锁型、保守传统型、自省开放型三种不同的演变形态。民族意识总的发展方向是由盲目仇外、虚骄自傲到效法西方、反思自身 ,逐步摆脱了华夏中心观、夷夏之辨的束缚 ,民族心态渐趋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