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拒证特权的保障与限制

律师拒证特权因为能够协调平衡查明案情的需要与特定的利益或者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所以世界通行的司法实践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明文保障的同时并给予一定的限制,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明确律师拒证特权的保障与限制,不仅能够对完善我国证人制度提供理论思考,而且能够为我国拒证特权的司法实践提供借鉴。     

论律师特免权

律师拒证权又称律师特权 ,是律师权利的重要构成。随着律师刑辩的飞速发展 ,为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保障律师执业权和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 ,迫切要求建立刑辩律师的拒证权     

律师拒证特权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从职业认同的心理视角分析

律师拒证特权是证据法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性权利,对其设置理由的理论探讨可以有超越法律制度框架的更广泛视角.律师柜证特权作为一项职业特权,它涉及到国家承认律师职业所发挥的私权保障功能从而进行的制度性授权.而律师得以顺利开展执业工作的前提,更在于当事人对于律师的心理接受度.这种心理认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宏观上需要形成整个社会对于律师职业的社会认同,微观上需要建立当事人对其所委托之律师的个体信任.律师拒证特权正是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对此社会心理的特殊关怀和考量.     

论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

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 ,其目的在于保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同时 ,它也符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要求 ,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 ,有利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在我国 ,设计证人拒证权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享有证人拒证权的主体范围包括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和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权利范围不宜宽泛。证人能否行使拒证权应由合议庭最终决定     

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制度设计 ——从比较法的视野

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设立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均可主张该特权；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特权仅限于夫妻之间，同时规定了具体适用的例外。在我国设立亲属拒证特权有其正当性，设计我国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法律文化传统，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在保护夫妻家庭关系与探求事实真相之间保持平衡，规定一定情形的例外。     

论新闻记者的拒证特权

新闻记者隐匿信息来源的拒证特权是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中的一个盲点。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如果强制记者披露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就个案而言,确实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但从整体而言,这势必会破坏记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制今后媒体采访的信息来源,导致新闻采访的基础丧失,最终威胁到新闻自由和市民社会的知情权。基于利益衡量,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在立法中确认新闻记者隐匿信息提供者身份的拒证特权。     

记者拒证权的法理建构及其悖论

从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的具体实践而言，记者拒证权有其建构的合理性。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记者拒证权保障了新闻自由，却妨碍了司法公正。记者拒证权的悖论的实质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一种博弈，是法律对两种价值的平衡与取舍。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性质是司法机关的权力 ,而不是证人的权利或特权 ,其与证人的拒证特权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该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维护社会正义 ,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应当在借鉴其他国家做法的基础上 ,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刑事审前程序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律师本身权利的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许多权利受到了司法实践中的限制和歪曲 ,因此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并以此推动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论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制度及其完善

为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承担的保密义务与真实义务之间的冲突问题,西方国家普遍确立了系统的律师保密特权制度.但在我国,由于传统的道德、职责、制度的局限,使得这一制度的立法理念尚不够明确、法律的现行规定也不够完善.因此,必须结合司法工作的实践,同时借鉴国外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制度.     

我国律师在场权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都得到逐步确立和实施，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在这方面尚处在空白状态，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随着我国律师法和新刑诉法的制定和适用，人权保障理念和扩大辩护权思想逐步成熟，法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笔者认为初步构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法应增设拒证罪

拒证行为从理论上讲是违背法律义务的行为 ,从实践上讲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义务与责任相统一的法学原理说明设立拒证罪是适法的 ,犯罪的本质特征表明设立拒证罪是合理的 ,适法性与合理性构成设立拒证罪的法理依据 ;拒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说明设立拒证罪是必要的 ,外国拒证犯罪的立法例及我国相关证据犯罪的立法 ,说明增设拒证罪是可能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构成设立拒证罪的现实依据。刑法应增设拒证罪 ,但增设该罪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刑法的评价功能 :为证人提供一个绕行于因拒证可能承受刑罚的行为规范。     

制衡机制失灵：李庄案折射出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困境及解决对策

权利与权力的制衡是我国刑辩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法理基石,由于我国刑辩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在刑事政策、司法观念和立法冲突方面均存在困境．导致制衡机制失灵。按照刑事诉讼结构控辩平衡的内在逻辑要求,应当通过修正刑事政策,扭转司法观念,加强律师执业权利立法,不断加强刑辩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中国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范围研究

辩护律师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参与人员,由于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和维护委托人利益职责的要求,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独特特点.我国目前立法与实践过于偏重辩护律师承担真实义务,且真实义务范围较为宽泛和笼统.为改观律师目前的弱势地位,保障律师辩护作用的发挥,有必要科学界定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真正内涵,细化其具体内容,并对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进行必要限制.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辩护权的辩护:刑事辩护权改革初探

现行立法对辩护权规定过粗,限制过严,是一种“虚化”的权利;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辩护,刑事辩护权之改革显得尤为必要。具休对策是:在实践层面上,确保控辩双方诉讼资源共享;在制度层面上,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     

证人拒证与证人作证制度的改革

我国法律片面强调民事证人作证义务 ,而对证人权益缺乏应有保护。证人的作证义务与其权益保障失衡是导致证人拒证的根本原因 ,为此应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成熟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经验 ,以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 ,使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一定的权利与义务、鼓励与惩罚相统一的有效机制上运行     

关于建立证人资格豁免制度的理性思考

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避免因某些证人的证言使其他的社会价值和利益遭受损害,西方国家对基于特定身份的人如配偶、律师、医生在作证方面基本都规定了证人特权,我国法律中尚无拒证权的规定.为使法律体现出的价值与人的本性相一致,以便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和伦理秩序,从而更好地实现法律的价值和目的,有必要排除这些人作为证人的资格,建立证人资格豁免制度.     

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与司法公正——来自法律职业群体的调查报告

就我国刑事程序中的律师辩护状况,对广州地区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及律师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1）律师介入程序的时间;（2）获得律师帮助的知情权;（3）中请会见律师的时间;（4）律师会见中的监听;（5）被指控人在程序中的人身权利;（6）律师对被指控人的人身保障;（7）被指控人对律师的安全信赖;（8）律师对刑讯逼供的态度;（9）律师在程序中的特权;（10）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伦理判断。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表明：1996年以来,我国刑事程序中律师辩护功能趋于扩张,被指控人的程序权利、人身权利有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要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合理诉讼结构,实现司法公正,仍然需要司法体制和刑事程序制度的进一步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