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信陵君窃符救赵》简析

本篇节选自司马迁《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题目为编者所加.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是一篇传统的语文教材.《史记》是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写成的一 部巨著.它概括了上下达三千年之久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释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赵翼:《廿     

论司马迁的生死观

《史记》所体现的司马迁生死观具有两方面内涵,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该生死观的形成与司马迁特定的人生经历、命运遭际和史家雄心有密切的联系。《史记》在编辑和描述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司马迁生死观的厚重和深沉,同时也凸现了这一生死观的伟大历史意义。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史记》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司马迁关于义利的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史记》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出司马迁尚义、重利、义利并重等思想。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司马迁《报任安书》读札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撰写情况的珍贵资料。任安获罪的经过直接关系到司马迁对任安的态度,《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和司马迁受宫刑后忍辱苟活的目的,这些对正确解读《报任安书》以及司马迁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本文拟从比较司马迁与王国维对匈奴前史的追溯着手,去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在帝制儒家意识形态力图迫使史学就范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时,司马迁不但用<史记>捍卫了历史学的独立型态,而且突破了此前已有的编年和轶事记录这两大叙事传统,从而为"真正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之形成树立起划时代的标志.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试析《史记》对偶艺术

对偶是《史记》散文诸多修辞手法中数量巨大的一种。它的广泛而成功的运用，对《史记》语言总体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史记》文章风格——俊逸、郁勃略解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     

<史记>"孔子生年"索源

自异载孔子生年之《史记》问世,二千余年孔诞之争不决;然,《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者,何所据源,诚当考辨析明之。考《世本》载记孔子生年说,纯系子虚乌有。至今所见文献,可为《史记》“孔子生年”载记之源者,惟公、谷二传《春秋》耳;不过司马迁之误解《春秋》历纪,乃助后世曲纪孔子生辰千有余年矣．     

《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

<史记>人物之死的描写,是司马迁表现悲剧人物思想的特定瞬间,作者通过短暂的历史画面,形象而富有韵味地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管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在死亡面前,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对生命的留恋.只不过,这种留恋幻化成了或慷慨、或悲壮、或无奈、或痛苦的万千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