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与新历史小说比较论

《故事新编》与新历史小说有一些共同点,但在是保留一定史实还是完全虚构、是把历史凡 俗化还是进一步在“审丑”中走向鄙俗化,以及面对历史虚无所采取的姿态等方面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通过比较,力图为当下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某种适宜的尺度 。     

冯梦龙的历史小说理论与创作

本文提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不是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增补而成,而是冯梦龙的独立创作。冯梦龙创作《新列国志》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动机,小说结构有其独到之处。在创作中形成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基本认识,要求历史小说创作要严守史实,对历史小说和故事小说应该区别对待。     

以小说重现历史──论高阳的历史小说

２０世纪华文文学界，以俗而能雅的话语系统复活历史、重现历史，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首推高阳。在２０世纪后期的３０余年时间里，高阳沉潜于历史风云和小说迷宫之中，以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超拔的艺术想象力，创作了６０余部长篇历史小说。高阳历史小说“部部脍炙人口，兼及史实与趣味，质量之丰美，堪称现代历史说部第一人”①。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家不同，高阳反对将小说当作游戏和消遣的工具，自觉地把历史小说创作看作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他曾坦陈自己的创作动因：“知识分子逐渐了解自己除了关心政治，还有传播知识和文化的使命，海禁…     

宏大叙事的拆毁——《故事新编》的“现代性”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开始摆脱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规范的束缚，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二十世纪，从而显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本文拟从鲁迅的历史观入手，探讨《故事新编》的“现代性”。一、怀疑主义的历史观在历史观上，鲁迅持深刻的怀疑主义。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瞒和骗”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他曾这样说：“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太多，即如历史，就该…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

“虚”和“实”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而正是“文”与“史”的结合造成了古代历史小说在创作中的矛盾，由此出发，古代历史小说分化为了“信史”和“贵幻”两种发展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小说文本，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本身历史观念的具体呈现。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     

论我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

<正> 一 题解本文为何不袭用“历史小说”这个概念呢?因我觉得笼统用之,有失准确.对于这一兼跨文学与历史两个领域的特殊的艺术部类,有个必须加以区别的史实与虚构的比重和关系问题.古今的创作实情正是如此:有严考史籍和其他历史资料,言必有据的作品;有主要依据史实,虚构属于次要的作品;有虚构多于史实以至只取一点历史因由,随意点染成篇的作品;还有素材见诸各类神话、传说、故事、琐闻     

在历史交汇空间中的对话与阐释——论现代历史小说家

在中国历史小说的坐标上,现代历史小说具有一套完整且独立的体系。目前学界对现代历史小说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小说文本内容或形式方面,很少有学者将现代历史小说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现代历史小说是由作家创作、作品以及阅读传播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对现代历史小说家这一创作主体进行解读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角度分析,现代历史小说家的历史典籍阅读过程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肌理。他们首先与历史典籍产生了文化互通的“共鸣”,并进一步识读出历史典籍包含的异质元素即“惊叹”阅读。在“共鸣”与“惊叹”交集的基础上,现代历史小说家最终以“症候阅读”的方式洞穿历史表述的连续性,从而获得重新书写历史的权力。     

长篇历史小说：90年代的两个极端

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90年代既有其极端虚构化的一面,也有其极端信史化的一面。前者以《故乡相处流传》为代表。它抛弃了历史小说通常采用的“再现”型叙述,以人物生死轮回,古今时空杂糅的“油滑”方式表现了变化的历史的不变性因素;后者以《心灵史》为代表。它以对虚构的决然拒斥,退出了传统意义的小说,但又在抒情化上回归了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这两个极端,标画出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拥有的广阔空间。     

社会批判·自我批判·自我放逐──论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主体精神

历史小说，通常是指以历史生活作为取材领域，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基本内容和描写对象的小说。用郁达夫的话来说，就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历史观、文学观的变化，有人开始把文本叙述中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史实依据的虚构性作品也包容进来，并以此与传统的历史小说范畴相区别，称之为“新历史小说’”。为了论述的全面和方便，本文从题材的涵盖角度出发，将这种新历史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统称为历史…     

“源于史实，高于史实”论——历史美学的点滴思考(一)

按照历史美学“文”“史”相通的规定性,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可移用于历史学,而稍稍变化为历史学的“源于史实,高于史实”。“意蕴”是史家书写历史之魂魄,而所谓“源于史实,高于史实”,即指史家按照其“心中蓝图”即“意蕴”,运用史实,表达心声,并将作品视为“自己的最美的产品”(黑格尔语)。史实一旦被史家采用,其本身就已经含有了高于史实的本质特性——因为它经过了史家的“心灵掌握”,精神“过滤”,是一种“创作”。一经“创作”为史著,就不是“摹仿史实”而是高于史实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书写尤其能够见出这一点。     

论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及其观念

在新时期十年中,文学成就以小说最引人注目。这方面作品不仅数量庞大,其思想和艺术质量也以富于当代意识而超越于往昔。历史小说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分支。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它的成就更被公认为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任何时期。十年间先后发表和出版的历史长篇新著几近百部。从肖军的《吴越春秋评话》、杨书案的《秦娥忆》、刘亚洲的《秦时月》,到任光椿的《辛亥风云录》、黄继树等的《第一个总统》,这时期历史长篇几乎为人们提供了从春秋战国直到辛亥革命的我国各个世代色彩斑斓的生动历史画卷。 理论与实践历来互相促进。一定的小说理论的影响下就会出现相应的小说创作。而创作实践由于它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它必然比理论丰富并超越理论,提供新的理论观念。新时期十年来历史小说观念的嬗变,也正是经历了     

《说岳全传》主题思想评价

关于通行本历史小说《说岳全传》的主题思想,国内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都把颂扬爱国主义认定为其唯一主题,并一致肯定书中岳飞的形象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本文认为,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宣扬忠君思想。忠君思想是作者创作的主导倾向,是该书主题的消极成分。把历史上的岳飞和文学形象的岳飞加以比照,可以看出作者之所以改动史实,意在体现自己的正统观念。清代钱彩、金丰所编的《精忠演义说岳全集》比之前代同题材小说版本更加突出强化了“精忠”的说教。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     

论两汉的神怪小说和历史小说

“小说”在汉代有着相当的发展和流传.西汉的神怪小说更多带有“仙话”的色彩,刘向《列仙传》以“神仙”小说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让王公大人所瞧不起的下层乞儿和劳动者,也能涉足成“仙”境界——这是一个新特点;东汉的神怪小说神话成份逐渐为异闻怪说所取代,表现出一定的“志怪”特点.汉代还出现了《燕丹子》《吴越春秋》这样铺衍史事、糅合民间传闻而创作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其情节结构、描写技巧和人物塑造,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内容,而提供了如何借历史为小说,在史实和民间传闻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和虚构,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成功经验.     

李劼人历史小说腏降亩来葱

杨继兴在《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在于:“历史观念的进步导致了创作模式的革新,而新的模式使作家摆脱了古典历史小说作家单纯从上层统治集团和显赫历史人物活动中理解、把握历史的孤立性、狭窄性、片面性,达到了对历史生活更广阔、立体、深刻的表现。这些变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一次空前的解放,标志着这一叙事文学的特殊种类由古典形态向     

兰陵笑笑生考

《兰陵笑笑生考》以史实证明徽州在五代的时候，萧祯占据江南，曾经使用过“兰陵”郡号，破除了金学界自古以来只有“北兰陵”和“南兰陵”的纷争，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为《金瓶梅》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金瓶梅》作者署的是真地名假字号，“笑笑生”就是为《水浒传》作序的託名天都外臣的汪道昆。从《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文化内涵及创作技巧的传承、政治态度在书里的反映来分析，《金瓶梅》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万历初就急流勇退闲居家乡的史称“南北两司马”的汪道昆。汪道昆有丰富的官场阅历，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有创作《金瓶梅》的文学天赋，有创作动机，而且有创作时间——作者据此认为：“兰陵笑笑生”就是徽州的汪道昆。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流派。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艰苦创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对《汉宫秋》的几点分析

王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历史上一次富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因而受到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注意。他们利用这一题材,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昭君词”与“昭君戏”,流传至今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昭君戏”,就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但是,《汉宫秋》的剧情与史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论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典型人物张飞为例

《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是我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小说是作者罗贯中根据史书《三国志》所载史料加工而成的。史书《三国志》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张飞这一人物突出的性格特点都有描述,通过简要对比分析《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个文本,发现作者罗贯中在塑造张飞这一人物形象时,既有依据史书,反映历史真实的一面,又有通过艺术虚构和想象,反映艺术真实的一面。小说《三国演义》中张飞性格和命运结局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揭示了作者罗贯中通过对《三国志》中的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     

《曾国藩》论纲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热”，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新鲜的文化现象。作为一部“生活教科书”和“心灵启示录”，其突出的优点是：（一）强烈的“人生味”，即以作家眼光看历史人物；（二）浓郁的“文化气”，即给文学创作以文化底蕴；（三）明显的“学者风”，即借语言操作显学者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