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

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性和虚构性,决定了其与同时代志怪的必然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以意象、情节和题材为典型,表现为辞赋作品描绘神祗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而上述表现,特别是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文学嬗变,客观上证明：其一,汉魏六朝辞赋是早期辞赋在新时代的拓展;其二,汉魏六朝辞赋在吸收志怪叙事特定信息的同时,又对志怪叙事产生积极作用,以致影响着文言小说的时代走向。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志怪小说表面上“张皇鬼神 ,称道灵异” ,其实质是对生死、性爱、安全的关注。而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 ,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 ,神道世界则成为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载体 ,这才是志怪小说作家认为“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一种潜藏心态 ,这是介于教徒“自神其教”与“有意为小说”者之间的一种创作心态     

论唐代辞赋的小说化

本文探讨了唐代小说对辞赋创作的影响,认为在小说的影响下,唐代辞赋,特别是律赋在题材方面有所开拓,出现了传奇、志怪、神话的内容.在表达手法上,借鉴小说的叙述技巧,使辞赋创作在原有的描写、抒情之外.又有了成熟的叙述手段,而原本比较滞后的形象刻画与环境描写此时也得到了重视,这些都促进了辞赋创作的重大发展.     

南朝文之赋化倾向探析

南朝时期盛行骈文,文士在创作骈文的过程中往往借鉴辞赋的创作手法,致使骈文呈现出明显的赋化倾向.具体来说,这种赋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将辞赋的典型创作手法运用到骈文创作中;二是讲究工整的排偶,推动骈文走向成熟.此外,文中用韵以及文末杂用骚体句式也是受辞赋创作影响所致.     

论王蒙的拟辞赋体小说

王蒙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季节系列"和"后季节系列"小说,可以称做"拟辞赋体"小说.这是王蒙小说文本体式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小说体式.这种体式在外在形式上与我国古代的辞赋极为相似,而在内在情绪上则体现的是王蒙历尽劫波之后的世事洞明的通脱与旷达,以及在这通脱旷达前提下的调侃、狂欢与反讽.这种情绪已经超越了古代辞赋"劝百讽一"的模式,成为王蒙新的创造.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论蓬莱仙话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蓬莱神话系统自它萌生之日起就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十分兴盛,志怪小说、游仙诗和辞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皆受其泽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对蓬莱仙话的专门记述,蓬莱仙人安期生是其中个性独特的形象;游仙诗也因借蓬莱仙话,曹操、曹植、郭璞等作家或者以之为典实,作全诗之一瓦,或者侈写蓬莱之仙界,为列仙之佐证,或者借神仙意趣,抒发不平之胸怀,增加了诗歌独特的具象性和神异性;在辞赋创作中,傅玄《枣赋》把仙境物品作为独立铺写的对象,更多的作家是借助蓬莱典实,写景状物,表情达意,使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特殊的表意功能和审美价值.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     

论《搜神记》对魏晋服饰风俗的政治文化阐释

志怪小说《搜神记》中有两卷内容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服饰风俗的变化,作者干宝对这种服饰风俗的变化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贬斥态度,并对其作了政治文化方面的阐释。表面上这种阐释与传统服饰制度和流行于魏晋的＂天人感应＂说有关,实际上,这种阐释的根源还在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存在三大冲突,即玄学与儒学、汉族正统与北方少数民族以及男权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等。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

中朝边界自渤海、辽、金时期起 ,至元朝初年相对稳定 ,基本稳定在朝鲜咸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中叶以后 ,元帝国国势衰落。高丽王朝、李氏朝鲜乘机极力向朝鲜半岛东北部扩展领土 ,中朝边界迅速北移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魏晋之际文学家赵至生平考述

赵至是魏晋之交的文学家，文史研究者对其生平关注甚少。本文依据《晋书》和《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推论分析考证，从而初步系统地勾勒出赵至生平经历，并对其生卒年代、作品真伪问题提出了较新的观点。     

去芜取精古为今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评鉴

科技翻译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末清初以传译西方科技为主流的翻译活动,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此次科技翻译浪潮不仅使我国产生了近世科技的萌芽,同时也冲击着我国禁锢的思想界。百年间,中外译者遗留的译著以及所提出的翻译理念至今仍为译界借鉴。本文通过对此次翻译活动的析评,探究其在科技翻译领域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

卓发之、卓人月与卓尔康、卓人皋两对父子,是明清之际杭州卓氏文人群中比较重要,而当今学者对其生平情况又知之甚少的四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该文依据众多善本文献对这四位作家的生平事迹暨生卒疑年略加考补,以丰富和改进学术界有关明清之际文学、历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