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鉴裁 通贯执中——《文学述林》与刘咸炘的文章学

刘咸炘学问淹博，堪称大家，但久被湮没，因而其文章学著述《文学述林》也未得到学术界重视。此书论点圆融通达，沟通四部，力贯东西，对文章本体、创作、文学演进、文体、流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体现了由博返约、通贯执中的学术特点。其理论贡献与治学方法为文章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

近代学者刘咸炘立意重修<宋史>,目的有二,一是表彰"宋学",二是中兴"蜀学".他之所谓宋学,主要是指浙东学术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一派的史学传统.刘氏认为,宋代蜀中史学大盛,元后而衰,清末民初"宋风"渐为复兴,重修<宋史>正得其时.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蒙文通、刘咸炘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刘咸炘与卢前的学术交流考论

卢前任教成都期间，与刘咸炘关系密切，论学频繁。刘咸炘对自己作于八年前的《曲论》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散曲论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曲学理论；而卢前则在诗歌、散文等多个方面借鉴了刘咸炘的观点。二人各自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提高了各自的学术成就。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试析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及实践

刘咸炘精于目录学,其目录学思想颇为丰富。书录解题是目录学的重要部分。研究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目录学思想。他认为书录解题有两个评价的标准:一是“考证”,二是“批评”。依照这两个标准,他对历代目录学著作作出了评论,分析其得失;并且在观览典籍时,自己也撰写了大量的书录解题,且有自身的特色。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四川国学运动述评

二十世纪初年国学思潮兴起之时,四川于1912年首创国学院并刊行<四川国学杂志>,廖平、刘师培和刘成炘皆推动了四川国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西迁,国学家和学者云集四川,特别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发展壮大,给四川引入了新的国学观念和科学的考证方法.这使四川国学与主流学术融合,改变了国粹主义的态度和旧学的方法.1949年成都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解体,标志四川国学运动的结束.四川国学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国学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国学运动摆脱国粹的约束而走上新的科学道路的历程,从而可认识国学的真实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对我们现在的学术意义.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刘师培小学的拓展研究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中西交融,作为国学大师之一的刘师培,其小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刘师培在继承乾嘉朴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西方之理论,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而外,将小学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在为民族民主革命制造舆论、勾勒远古社会风貌、反映社会历史进程、树立传统批判意识等方面独树一帜,影响甚巨。刘师培的小学研究不但提升了传统小学的研究价值,而且也为现代语言学的构建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胡应麟小说史研究中透现的史理意识

传统观念对小说的轻视造成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薄弱,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对古代小说史进行了纵向梳理,探寻各类型小说发展源流,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对各时期小说特征进行分析,体现出明晰的史理意识,为近现代的古代小说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学识渊博 ,贯通古今 ,被誉为通儒之学。在治学中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 ,毕生探寻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进的生命力 ,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在学术研究领域 ,亦多有创见 ,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代中国出现过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现象,其根源都是缺乏文化自信,既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建设又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中华民 族文化充满自信,并从历史和现实依据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论述了文化自信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处理传统与当代以及中外文化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文化观,从而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论鲁迅思想中的传统文化血脉——以鲁迅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鲁迅选择的是"取今复古"的文化方案。他认识到文化的自我批判更新是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前提,因此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固有血脉的延续。他所采取的这一文化方案因其有效性、独特性,为后继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自己文化历史使命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意义。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周作人文艺思想的学理来源与主体整合

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西方人道主义文艺理论资源,大和民族的世俗文化和社会改良理想,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学理来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形成了独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提出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的文学"理论,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走出"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二元抉择作出了新的贡献。     

论近代中国船政创新与中国文化转型

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开拓者们曾经造就亚洲最先进的近代造船基地和近代海军,培养出许多近代新型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清朝政府未能及时进行全面深刻的体制改革,中国近代船政创新惨遭失败;由于许多中国人深受君主专制主义观念的束缚,中国文化转型之路曲折漫长。认真吸取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尽快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的历史地理研究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和文化巨人。他在美学、诗词学、戏曲史、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中国上古史、辽金元史和历史地理等学术领域,都做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尤其精于史学考证,在古代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历史地理考证、古代游记行记校释及治学方法等方面,在历史地理研究中都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