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交往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协同逻辑

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格局正在形成。其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如何发挥中介作用，以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并实现养老资源社会整合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文章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H市D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和功能，其协同逻辑体现为从最初的合法性建立，到福利属性、商谈过程以及共同意识构建的递进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组织面临着信任度较低、社区重建资源整合难题、服务主体联动断层和缺乏规范化管理与平台建设方面的协同困境。对此，文章以老年居民需求为导向，提出了“信任机制、文化伦理、有效对话、统一目标、规范标准”的多元主体协同路径。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网络2.0时代的协同治理创新:体系治理

随着网络2.0(Web2.0)时代的到来,以信息技术嵌入所形成的治理过程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复杂性和网络性特征日益凸显,为协同治理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体系治理作为信息化条件下协同治理的创新发展,在以信息系统建设为基础,重塑治理结构、整合多元系统、统筹各方行动、整体应对全局上,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它以技术嵌入和更新为突破口,从机制修缮逐步推向体制萌动,实现公共治理中权力结构、关系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实质性变革,从而有效地契合了当下的发展要求.当然,Web2.0时代下体系治理的出现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与困境,需要在现实发展中进一步重视和完善.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

在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背景下，流域内各主体普遍形成了协同保护的共识。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过程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通过对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生态协同保护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的现实困境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上游存在贫困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地方竞争与区域协同冲突和协同风险较高的困境；中游主要存在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发展冲突、生态用水与工业用水矛盾突出和管理分散难以满足协同需求的困境；下游则存在合作成本高和参与意愿低的困境。基于此，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应进一步深化流域协同、完善流域协调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约束机制和加强复合型合作机制建设。     

大学生网瘾问题的社会协同治理

当前大学生网瘾问题相当严重,而网瘾防治方法却呈现治理主体单一、协作性差、效率低等诸多不足,难以有效治理网瘾.社会协同治理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行动,优化网瘾防治机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高效防治大学生网瘾.     

业主委员会培育与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建构

随着城市化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传统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型物业社区蓬勃发展带来的治理需求,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正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方向。社区多中心治理本质上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权力分散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协商民主化的过程。培育社区业主委员会、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推动社区治理分权、形成配权合理的社区权力结构,搭建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协商平台,创新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发挥政府行政力量、市场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的合力,是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构路径。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政社协同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基于辽宁省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通过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协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供给体系。科学运用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总结政社主体在协同供给服务过程中的角色、行为与互动模式,凝练出政社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与解释框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形成了“促成—运行—产出”三个阶段：促成阶段依赖共同目标建立、党政统筹推动这两项动力要素;运行阶段体现为供给共同体的场域化构建、协同治理工具的多元化运用两项机制要素;产出阶段则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呈现一定的现实约束力。未来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资源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现实需求的动态匹配程度,同时细化政社协同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流程设计,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

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以振兴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教育的使命和职责。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是构建乡村教育高质量体系的必然选择。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在乡村社会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程,其质量提升不仅事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关系乡村教育振兴以及教育振兴乡村战略的落地落实。然而,当前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协同育人主体责任边界模糊、协同育人系统性建设不足、协同育人碎片化突出等现实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乡村教育基础薄弱且发展不平衡、教育责任主体认识偏差和能力缺失、乡村教育发展内生性不足。要充分发挥学校主导、家长主体和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职能,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新机制和新格局,就需要从强化政策支持、明确主体责任、激发内在潜力的角度,构建协同育人的政策引领机制、功能认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更好发挥教育合力。     

社区自治的困境及其成因与对策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当前由于现实社会体制结构存在弊端,社区自治陷入委托—代理困境、自主权困境、社区党政关系困境等困境之中。对此,应改革现有的社区体制,合理组织和划分政府与社区以及社区内部各组织之间的权力与职责,增强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因何遭遇阻滞——以宁夏银川市社区减负增效改革实践为例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是我国基层社会构建“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实际效果偏离了预期目标，不仅不利于解决社区行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也难以真正做到“还权、赋能、归位”于社区。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遭遇阻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可支配资源匮乏、各执行主体间权力不对等、执行者交叉利益考量失衡、政府层级领导力的程度不均等。为进一步推动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良性落地，亟须全方位整合社区可支配资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优化社区赋权增能，完善执行者利益表达机制，廓清街道和社区职能定位。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

公共服务协同供给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效益的必然之路。要正确认识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的必然性、必要性,探索构建协同供给机制,需要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行支撑。文章运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论证了在公共服务多元主体间实行协同供给的可行性和重要性,提供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协同共生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并以促进共生能量生成为导向,对目前协同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准入机制、运行机制、监管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研究述评——以近10年来国内期刊论文研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研究,是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深入化的表现.近年来,有关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的研究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研究不全面,深度不够.具体说来,研究政府、媒体、企业三类主体文章较多,而对人大、政协、工会、妇联等危机管理主体研究较少；在多元主体协同上存在三重三轻现象,重微观轻宏观主体协同研究,重横向轻纵向主体协同研究,重静态轻动态主体协同研究；对多元主体协同研究机制薄弱.因此,对该论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总结,对进一步深入开展该论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机制研究

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面对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的重要方向与主要问题,要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低碳创新机制,加快高质量发展;构建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构建绿色发展机制,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构建开放融合机制,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构建共建共享机制,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治理。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