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中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比较

道德价值的冲突是当今中西方文化撞击的核心。中西方道德各有其深厚的源头活水,这就是“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德价值体系,就必须追踪到中西方道德价值的源头,在比较、选择、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道德价值的重建。     

德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探究

道德是德性与规范的统一。如果说规范侧重外在规则、秩序、制度,德性则直指人内心。西方诸多伦理学家,如亚里士多德、麦金泰尔等,通过德性与人性、德性与共同体关系的论证,把德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本文以非理性因素作为分析对象,论证其作为德性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有三：其一,在人类早期共同体生活中,其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事出自然。其二,人类德性中诸如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是理性的直觉,使向善、理性成为可能。其三,德性倘若没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便不再完备。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德性与死亡——论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道德建立在理性知识基础上的西方思想家.他为"德性即知识"的道德原则而不懈努力并为之受难.他的死亡成为一次意味无穷的哲学事件.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悲剧使理性成了西方人生活的普遍原则.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论中国文化的伦理特性

本文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通过对“德性文化”的探讨，进而提出构筑一种全社会普遍认同的　　道德价值体系，以增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建议。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二程理学与德性伦理

随着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日渐增多,但对儒学德性理论的探讨则明显不及.以宋明理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洛学中的伦理思想为例,其"新儒学"、"理学"与德性伦理是存在着相通契合之处的.与西方相关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品格追求、道德楷模、道德根基等学说进行的比较说明,二程洛学以至儒学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中,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地位.     

古代书院个体德性培育及其当代启示

个体德性培育过程实质上是社会普遍价值体系个体化的过程.我国古代书院作为私学发展的最高形式和官学的重要补充,秉承儒家“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通过特殊的道德知识教授方法、幽雅的道德环境浸润以及积极的道德行为践履,为实现传统社会普遍价值体系个体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明乎人伦”、“传道济民”的优秀人才.努力挖掘古代书院个体德性培育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当前我国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大学生个体德性和行为准则,并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性与理性的历史变奏--对人类文明史一种解读

古代希腊以理性为人的本质,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根基.古代中国以德性为人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从人性的视角来解读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看到,或者理性或者德性的文明都是对人性的一种片面性偏执.在对话与交往成为主流话语的今天,历史的发展要求克服对人性的片面性的偏执理解,理性文明与德性文明正寻求着在对话与交往中的统一.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医患纠纷的伦理解析与文化救赎

当代中国医患纠纷本质上是医患双方彼此不尊重对方合理利益而产生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冲突。从伦理文化维度看,医患纠纷其实是道德相对主义困境的表征,以及由其所导致的交往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缺失与空场,救赎之路在于德性的重塑、主体的建构和公正的诉求,即重塑尊重生命与人格的医学人文精神、建构有效的医患商谈对话原则和建立伦理公平实现机制。     

中西比较：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德性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类型,正在经历一种复兴.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都试图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一定的突破.中国学者的德性伦理研究侧重于告诉我们德性是什么；西方德性伦理学尤其是以麦金泰尔、菲利普福特为代表的伦理学家则力求建构德性伦理,旨在告诉我们德性伦理学的特点是什么,中西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实质上殊途同归.本文选取了中国德性伦理研究权威高国希教授《德性的结构》以及西方德性伦理学代表人物菲利普福特〈Virtues and Vices〉,最终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德性伦理学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形态,即建构德性伦理.     

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和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创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道德心和认知心统一起来,把智的直觉即德性之知和科学理性统一起来,给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找到了哲学的依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成为以中国哲学为本融合和消化西方哲学的一个典型。无论他的哲学有什么偏颇和缺陷,但他开辟的融会中西哲学的理路无疑是正确的。     

儒家德性伦理学批判

从现代德性伦理学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哲学就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它以人性论为德性论的出发点 ,德性的完善就是人性的扩充。德性培养的目的是为了德政 ,德性与德政在目的与手段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同时 ,在其德性中 ,理性服从于德性 ,表现为实践理性的突出与理论理性的缺乏 ,这也暗示着其对人的某种态度。作为德性的重要范畴 ,中庸思想表现为经与权 ,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则启示了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实践精神     

德性的文明与德性的科学

与西方用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不同,中国传统用德性来规定人的本质。由于人是一种德性的存在,人就应该过一种以德性为根据的生活,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在这种德性的文明中,中国的传统科学是一种德性的科学。这种德性的科学以德性修养为基础,通过把握"道"或"理"来认识和把握自然万物。德性的科学有其不同于理性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苏格拉底：理性与德性

确认人的主体性，建构基于普遍理性的知识与生活，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主题。他的德性论以知识论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之确立为核心，开始于自我的理性反思，而展开于自我之道德实现。无论知识还是实践，都贯穿着理性的逻辑。正是这种强调知识论、伦理学与存在论相统一，洋溢着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的哲学，超越了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深刻改变了希腊哲学的思维轨迹，推动了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     

中西情感与理性的异同——从中西德性的角度进行的诠释

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的依靠和凭借,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血亲情理还是理性主义--中西方德性与知识研究视角透视

知性在西方的哲学中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是理性在意识中的思辨反思,是感觉知觉的综合而形成的概念能力向度。但一旦当知性所欲求的知识与力的冲动相联系而具有伦理精神,其德性的形成即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或者说,知识与德性之间也形或了概念话语的某种关系的张力,在西方,倾向于德性的理性主义,在东方则是知识的德性主义,或说知性德性、而在中国古代,没有知性的概念,和古希腊一样是以知和智实现向德性的转换。但是由于传统心性儒家赋予知或智以道德情感,心性相融本身已经祛魅知识在德性形成中的作用,甚至其知行合一预示了对道德行为的漠视。而萄予与心性儒宋不同,心无德蕴涵了对知识的渴求和转知成德的期望,其复反其初的知性思维把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嵌入行为的践援之中,而其现实主义品格、实践理性的精神又隐分了对德性的尊重并且把知识与伪相结合赋予知性分的特埂及其追求义利和谐、德得相通的和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