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经典化"问题是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经典化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是能够解释中国诸多文学现象的核心命题之一。经典应该是能够启迪人类心灵,关注时代精神,能够治愈时代精神痼疾的精神营养。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在历时上大致经历了"意识形态化、精英主义、大众化"三个阶段,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强势,在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经典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以及重生。     

文学性：文学经典界定尺度的悖论性处境及其跨越

对文学经典的界定关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文学性"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晶。由于"文学性"的本质性和流变性,使当代文学经典的界定尺度显示出多重悖论性处境:其内涵既具有理性上的本质主义又具有经验上的历史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既树立权威性又否定普遍性;在操作规程上既表面重视单一的文本特征又深层涵盖多重累积性因素。要实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或重构,必须跨越这些悖论性处境。     

"垃圾"还是经典:也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有关之外,还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的大小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即文学经典具有相对稳定的标准。中国当代文学符合标准的作品尽管不多,但已经有些作品比较优秀。21世纪,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将走进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主要指的是以文学经典作为时代核心影响力的时代也许将成为过去,但文学经典作品无疑仍然会产生。     

消费文化机制下文学经典话语权的嬗变

文学经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在社会引力作用下文学经典在不断地建构、解构与重构,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成为中外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文学经典在消费文化机制中的祛魅化倾向和各种文化权力对文学经典秩序的确定;精英文化层在消费文化背景下面临文学经典缺失的焦虑。     

两种文学经典的夹缝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

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对某些文学经典的评价的变化,以及塑造出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一个非常突出的境况是,它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一种源于时间差异的传统,另一种源于空间距离的异域,两种不同经典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诉求,而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中国文学在近代以来内部发展的动因。同时还应看到,两种文学经典在作为中国文学引导力量的另一面,则是两种经典本身也是被当下的文学创作和评价体制所规范。透过对于文学经典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学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     

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力量

有关文学经典的思考与讨论一直是文学史、文学理论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当代社会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商品化日益加强,文学经典的建构除了自身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和美学特征外,还需要作品之外的其他力量的推动。批评家或文学机构、大众传播和媒体舆论以及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商业力量的推崇都是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     

文学经典的返魅重释

当下文学经典深陷"去经典化"的泥淖而遭粗暴"大话"、"改编"和"戏仿",文学经典如何抽身再经典,重释文学经典、厘定经典的品性和功能是行之有效的路径。文学经典在时间上是历史的、连续的、永恒的;在从空间上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具有话语张力性、审美指向性、形上超越性以及净化、审美、文化等特点和功能。当前去经典是经典适时的自我调整,足以相信在经典、去经典和再经典的否定之否定后,文学会开辟新的天地。     

经典的焦虑--当前文艺思潮的审视

文学中的经典是指那些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代表作品.文学经典在文学发展史上既具有确定文学标准尺度的作用,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文学经典作品在近年来出现大量重版、改写和重评,成为当前文艺思潮的突出现象.这既是消费时代社会心理对于经典作品的需要的反映,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英文化层对于当今经典缺失的焦虑.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早期胡先骕的"古典"守望

作为学衡派的中坚人物,早期胡先骕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化的交汇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中、西"古典主义"的追求与守望.他的"执古"、"存古"不仅局限于以传统诗性、诗话理论和散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性内容,而且包含了以古希腊、罗马为核心的欧洲古典性内容.     

“文本细读”与“红色经典”的当下接受

长期以来，“红色经典”普遍受到冷落，不少当下青少年人群对这时期的作家作品比较排斥，难以认同，甚至存在逆反心理。直面作品，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拂去蒙尘，消除对“红色经典”的隔膜和疏离感，真正回到文学接受的关键。     

学术研究岂可背离学理——对黄浩博士《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学术批评

黄浩博士所谓的"后文学时代"与其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一样是虚假的,它严重歪曲了文学生活的本相。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许存在着一个"后文学时代",但它不是也不可能像黄浩博士所"描绘"和"规定"的那样。那它是何样子的呢?要回答这样一个吃力且不易于讨好的问题,除黄浩博士所特别看重的"理论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之外,还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依循学理要求,并且有足够的耐心。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历史叙事经典化的权力特征——石门坎现象个案研究

本文从历史叙事经典的文化理论着手,以石门坎现象为个案,探讨了石门坎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指出经典是权力者建构的产物,经典迁移后权力关系会发生变化。     

"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

持续多年的“西方文论热”使国内人文学界实现了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的接轨。至少取得三方面的收获:认识范式的转型、认识假设的改变和认识(批评)方法的更新。然而,随着这一理论热以及后来又时兴了一阵的文化研究热的消退,国内文论研究目前已陷入一个备受冷落的困境。在西方,“理论热”因自身的原因同样消退了,但理论界并不因此而寂寞,他们正在对过去20多年的“理论热”进行反思。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应该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应该摆脱别人提问、而我们跟在后面进行思考那样一个蹒跚学步的阶段。我们或可作出三个选择:返回经典,深化实践,该放手则放手。唯其如此,方可把我们的文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试论文学经典的生态环境

就经典话题作了历史性表述 ,并从历史的角度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学生存的生态环境 ,指出了文学的形态总是和它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 ;常规经典形态是专制意识时代的产物 ,多元意识社会有没有经典及会产生什么样的经典 ,今天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