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元治理"主体角色,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引领者和顶层设计者,在社会治理的地方层面是总协调者和保障监督者,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层面是服务者和示范者。执政党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变革以及制度的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在国家治理理念下的拓展与延伸,党的执政能力是执政党治理国家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分属于不同范畴,但二者的内在机理具有一致性,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含党的自身治理体系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直接关系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党内民主在执政中的价值体现——基于国家治理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国家治理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剖析党内民主之于党执政的价值意义,可以放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从当前国家治理的热点入手,考量党内民主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影响,就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五个问题:党内民主推动善治、党内民主推动社会和谐、党内民主推动依法治国、党内民主推动群众自治、党内民主推动党政分开.     

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

分散社会的组织化是构建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历史前提与逻辑起点,组织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是革命性的,但整体的转型过程是相对有序而平稳的,其基本经验就是: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主导机制。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在组织化调控体系中培育与成长制度化调控模式是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体系重构与再造的基本趋向。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执政党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逻辑研究

从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探究执政党建设与巩固执政地位问题,有助于促进执政党的现代化变革,使之更好地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领作用。但当前的政党治理研究整体上处于碎片化状态。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创造性地确立政党功能、政党组织、政党体制和政党过程"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并以利益功能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比较案例研究表明,不管处于何种政党体制,利益代表与整合问题都是执政党的建设并维护执政地位、取得良好执政绩效的关键前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完整地把握政党治理的整体框架并厘清其逻辑起点,借此不断地增强治国理政的能力,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与出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治理机制规范化四个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认同和共识较为缺乏、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规制社会行为,重构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步伐,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完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全面深化社会改革任务,从而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嵌入式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党组研究

在中国政治中,执政党通过党组联接国家和社会。从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视阈来看,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领域的组织嵌入,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嵌入式治理机制,是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组织调控和有效治理的重要组织资源。党组嵌入式治理的生成具有较厚实的政治、社会及价值基础。在嵌入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中,党组通过人事嵌入、权力嵌入和文化嵌入等,来实现嵌入式吸纳、监管与渗透,从而增强执政党在社会网络中的领导力,夯实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党组在运转时要注意发挥嵌入客体的功能与积极性,努力实现与嵌入客体的良性互动。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理解国家治理: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是在吸收与借鉴人类治理文明的有益成果、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存量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为理解国家治理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只有通过把握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这项系统工程的整体面貌才能得以全面地展现.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便有了清晰的实践路径,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该在综合利用政治生态要素中的各种力量的同时,综合采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治理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     

国家治理: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习什么?

新加坡除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外,也是全球公认的法治严明、社会和谐、文明优雅的治理典范之现代城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的秘诀,从制度性因素来说,简要归纳为:强而有力的执政党、小而廉洁的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与民众沟通机制、对法治规则的高度认同。新加坡成功有效的国家治理经验,值得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政府加以借鉴。     

国家治理视域中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由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主体由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方式由刚性到协商,效果由强调落实制度到强调制度效能,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理念创新必将引起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落实公平正义、践行法治等有很大发展,这些方面的机制创新将推动各项制度日益科学完善,进而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转型

回顾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演进史,可以看到政权的现代化并非必须是光彩的事,从清末到民国的政权现代化,主要目标是汲取社会资源以保证国家所需。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也推行过国家政权向全社会的延伸,这一时期政权的现代化实现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以建立工业化国家所需,政权现代化有得有失。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及走何种道路呢?以市场和社会为本是政权现代化的考量标准,政权现代化不能以伤害市场和社会为前提。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做好公共权力制度化建设、市场作用决定性建设及社会力量权利化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多元利益均衡关系论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引发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且出现利益失衡、利益博弈不公平、资源占有与分配失衡、话语表达权利不平等现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多元利益均衡,因为多元利益均衡可以推动国家治理的整体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加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法治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建构多元利益均衡,要求增强治理主体的调控能力,规范治理主体权力权限,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平台.     

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艰辛探索及其对执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

党在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经历了艰辛探索，先后提出过不同观点。虽经反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观点最终得以确立，对执政党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一、正确解决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从而扩大和增强了执政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二、使执政党的先进性得到极大提高，为执政党继续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三、使执政党找到了推进国家现代化政治战略最重要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