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没有睡觉,何来梦境——谈《红楼梦》中的睡描写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对人物“睡”的描写.“睡”,不仅可刻画人物形象,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中帝王之睡、英雄之睡、市井男女之睡,与红楼女儿之睡完全不同.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安大简《诗经》异文考辨丛札

对安大简《诗经》中11处异文集中考辨,可以认为：简本《卷耳》“無”读“憮”,训哀;《汉广》“楚”训丛木;《江有汜》“”读“噭”或“叫”,表哭嚎;《黄鸟》“”读“刬”,训灭;《陟岵》“允”是句首语气词,不通“犹”;《伐檀》“”读“馂”,表熟食;《定之方中》“羕”读“详”,训审;《葛屦》“?”表簪子,是毛诗“揥”的本字;《蟋蟀》“無”可读“蕪”,训荒;《椒聊》“”读“兴”,训举,毛诗“升”或本为“抍/拯”,也有举义;《有杕之杜》“子=”可读为“子子（兹）”。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太平广记》篇目考辨三则——以韩藏《太平广记详节》为校勘依据

《太平广记详节》为朝鲜时期集贤殿文人成任编纂的～部《太平广记》的选本,所据《太平广记》底本为宋本,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今存韩国。据韩国学者所整理的《太平广记详节》篇目卷次考辨现存《太平广记》篇目三则：一、今存《太平广记》中《周广》篇名应为《广周》;二、“嘲诮”类《李寰》《韦蟾》《李台瑕》《陈癞子》疑属“嗤鄙”类。三、今存卷二七0“妇人一”下当有“烈女”类名。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论明清传奇中画中人意象

“画中人”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尤以明清传奇《牡丹亭记》、《梦花酣》、《画中人》和《桃花影》中“画中人”意象刻画最为成功。作家借助画像这个特殊载体，或附身画中，或化为人形，在现实与虚幻，阳世与阴间，传达自己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使“画中人”这一母题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庄子·大宗师》“简”字义释

《庄子.大宗师》中“简”字释义历来歧见纷出,主要归为三种观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中数处提到了“简”,其义为“不以小害大,不以轻害重”。此义和《庄子.大宗师》中“简”的意义极相符合,只不过在《庄子.大宗师》中“简”用为动词。简的“不以小害大”义是由其本义“大”引申来的。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第三章） 花言巧语甜颜蜜色的人，很少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就有三次，《公冶长篇》加上了“足恭”，《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足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反感鄙视。《诗经》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尚书皋陶谟》说：“巧言令色孔壬”，孔壬是很奸佞的意思。     

士绅阶层的近代蜕变——试论《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主题

既有研究多顺应阶级话语,以“地主”和“地主阶级”来指称《呐喊》、《彷徨》中的统治者人物形象,而遮蔽了在其时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中他们本有的“士绅”身份.《呐喊》、《彷徨》生动展现了传统中国士绅阶层的特征,进而深刻反映了这一阶层在近现代社会剧变中分化、蜕变的复杂历程.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历程,已经构成《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视野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这一人物谱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     

论《淮南子》对老庄道家镜喻的承续与转化

《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承续表现为:以《俶真训》之“镜太清者”继承《老子》之“涤除玄鉴”,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道体在内心的呈现,此为反观自照之法;以《原道训》之“镜与形接”继承《庄子》之“用心若镜”,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外物并对天下治理产生实际影响,此为外观照物之法。《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转化表现为:将黄老思想注入老庄道家的镜喻中,使“镜太清者”和“镜与形接”成为王者涵容天下之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吾人既应注意厘清《老子》《庄子》《淮南子》之镜喻间的差异,也应统观道家镜喻源流史,道家镜喻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