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介入：家庭暴力干预的一种途径

家庭暴力干预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社区介入是除传统的司法介入、心理干预之外的介入途径。在对厦门市L社区的家庭暴力干预调查中,发现社区介入的公信力不足,缺乏专业人员和资金,影响了对家庭暴力干预的效果。因此,应强化家庭暴力干预的社区介入宣传,培养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发挥社区自组织能力,使得家庭暴力干预能够收到实效。     

“万户社区”的“大”与“难”

据有关部门调查,近年来广州市天河、番禺等新城区人口激增,导致社区膨胀,出现“万户居委会”,目前番禺已知户数最多的社区是洛浦社区的丽江居委会,一个居委会辖内竟有12088户46000余人。而广东省规定社区规模达2000户可设1个社区居委会,3000户以上为大型社区。随着“万户社区”的出现,居委会将面临怎样的问题呢？     

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研究

家庭暴力的存在由来己久，但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远离公众视线，很难被外界知晓。欧美许多国家不断加强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治理家庭暴力的各种法制措施不断完善。我国由于现代法制起步较晚，法制不够健全，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缺少全面的主动介入，导致家庭暴力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司法救济。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司法介入家庭暴力途径的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司法介入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方法来完善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规制。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性弱化及重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的产物,社区内部公共空间、治理结构等在发生巨变后,社区治理存在复杂多变的问题。为落实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实现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政策目标,将辽宁省某市S“村改居”社区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化的公共性作为切入点,从社区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公共参与、社区公共交往、社区公共认同5个维度,阐述S村转变为S社区过程中社区公共性弱化的表现,社区公共性重构工作需要社区提供居民开展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创造公共交往机会、保障居民公共参与的权利、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村改居”社区推进居民政治参与路径选择

“村改居”社区作为由农村社区转型为城市社区的特殊社区,它有别于传统的农村社区,又与现代城市社区存在一定差距。“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存在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知识技能不完备、个体政治诉求被忽视等问题。需要从培育居民政治参与意识、构建特色自治制度、协同立体政治参与管理、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来提高“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     

“社区货币”有什么作用

问:一位山东读者在给本刊编辑部的来信中说,据说日本有一种“社区货币”,它有什么作用?它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何借鉴意义?答:“社区货币”,是日本公共管理机构运用“社区机制”解决棘手社会问题的一项成功的实验。承担这项设计任务的是日本的一个社会福利促进组织。由于近年来日     

城市化进程中“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应对措施——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向四周蔓延,吞噬乡村的土地,在城市郊区出现了一种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过渡型社区"。"过渡型社区"的形成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过渡型社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然而"过渡型社区"生成之后由于推拉作用的效应,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进入"过渡型社区",如何对"过渡型社区"进行治理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家庭暴力与社区干预

通过对我国家庭暴力形成的特点以及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在完善法律的同时,还应该以社区为主导,建立起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社区干预,有效地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     

美国社区如何介入“家暴”问题

家庭暴力是指在婚姻关系或者固定的男女同居关系中发生的暴力侵犯行为，而导致一方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案件。在美国家庭中，90％的家庭暴力行为来自于男方对女方的攻击、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攻击。导敛家庭暴力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家庭的高离婚率。根据社会学家最近的一项调查碌示，离婚率越高，虐待儿童的事例也就相应增多；     

厦门市“村改居”社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调查

厦门市的＂村改居＂试点工作开始于1981年,但＂村改居＂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有力地满足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在对厦门市＂村改居＂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和问题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开发社区社会工作岗位、抓好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工作,提高＂村改居＂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等规范化建设建议。     

对国外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考察及启示

家庭暴力的存在由来已久,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远离公众视线,很难被外界知晓.欧美许多国家不断加强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治理家庭暴力的各种法制措施不断完善.我国现代法制起步较晚,法制不够健全,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缺少全面的主动介入,导致家庭暴力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司法救济.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司法介入家庭暴力途径的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司法介入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方法来完善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规制.     

社区在家庭暴力救助中如何发挥作用

社会在进步,家庭暴力却仍很严重,如何遏制家庭暴力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处理家庭暴力问题面临很多障碍,由于社区的基层性,通过建立起事前预防、事中救助和事后帮助的机制,可以起到较为有效的作用。     

“村改居”社区老年人的社区照顾

"村改居"社区的出现给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养老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对传统养老模式带来了严重冲击,社区照顾作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应运而生。要完善老年人社区照顾须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强社区老年服务的系统管理;第二,转变服务观念,加强对老年人的支持力度;第三,建立"社工+义工"联动机制,建设专业志愿者队伍。     

“流动居委会”和居民“面对面”

方便居民办事、深入了解居民生活状况是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怎样将这一要务落实在实处昵？丁字山社区居委会颇费了一番脑筋,想出了一个不算新鲜的新招——流动办公。     

治理视角下社区公共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以广州市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为例

社区公共问题是社区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需要各种主体共同治理.在治理视角下,社工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开始介入社区公共问题.在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这一案例中,社工通过紧急介入、确定治理主体、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介入步骤完成了对广场噪声扰民问题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社工主要扮演着协调者、建议者、沟通者等不同角色,并促成社区公共问题理性解决,带动了社区多元主体治理的发展.这一过程反映了社区治理从传统行政管理向多元治理发展的趋势,但也折射出社区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城市社区“企业”的角色重构——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

治理理论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观中继保护型民主理论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选择,其与城市社区建设的融合形成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社区＂企业＂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和抛弃,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缺失部分。通过分析治理理论与社区＂企业＂的融合,重构了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中的角色,即坚持业主委员会主导下的社区治理主体。这种新的分析角度,相信对未来社区治理的研究会有很大裨益。     

居委会组织法大家谈——“居民”应该如何定义？

“居民”的定义问题不能孤立来看，它关系到哪些人自治什么领域。首先应与社区利益群体联系起来，否则跟过去一样，把互不相干的人按户编制管理意义已经不大。社区不只是一定地域的人口，更重要的是人群要有组织。传统社区居民是“自组织”起来的，促进现代社区融合需要找到居民的结合点。从现行法律来看，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现行法律竟然没有对“居民”的定义，而是通过规定“居民”的     

给“高校社区”的社区“两委”工作提点建议

城市中的高校，是一类特殊的“单位型”社区，高校社区里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支部，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上，也有着“院校文化”的特点。一般来说，人员素质较高、资源丰富是其优势，但同时也有一些特有的问题，影响了高校社区的综合优势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城市区街党委、政府和高校党组织应该解放思想、主动联手，进一步理顺高校社区两委的工作机制。     

“党员之家”在社区起哪些作用

几年前,广州市越秀区率先在社区创建“党员之家”,利用“党员之家”来管理社区党员。对此,很多人提出疑问,“党员之家”究竟在社区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家”的功能,将党员聚拢到社区？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到广州市黄花岗街道云鹤社区、区庄社区进行了调研。     

社区自治能力培育中的国家介入——以上海嘉定区外冈镇“老大人”社区自治创新为例

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间关系存在国家退出论、国家介入论和国家有效介入论三种论点。国家退出论认为国家介入对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国家介入则注意到了非西方社会和转型国家的独特经验,国家有效介入论则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视野揭示了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复杂关系,得出国家的有效介入有助于社会自治的生长。文章在描述东部一个乡镇的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了国家有效介入为何有助于社区自治组织生长的理论缘由,包括输入外部权威和组织力量、拓展社会自治组织网络、分摊部分集体行动成本,以及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激励者。在我国,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之间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嵌入和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