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农民工将是加速城镇化的首要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将是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对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不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所以应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稿约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文章依据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     

进城务工农民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文章依据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     

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对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个人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企业培训、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培训,企业培训次之,个人培训最差;人力资本在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蕴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意思,因此对农民工去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依据2007年对武汉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因素的作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统计意义,而对城市的认同和对土地的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则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教育程度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但是两者关系不是线性的.配偶的居住地也会对农民工的留城意向产生影响.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农民工定居决策主要受务工收入影响，但也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了解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愿意落户城市,判断影响他们留城定居意愿的因素,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个体外来劳动力留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性别、工资收入、城市生活融入程度等.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因素研究——来自河南的调研报告

目前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身份虽然是农民,但生活方式却城市化,绝大多数有定居城市的强烈意愿,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掌握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状,研究制约因素,并提出化解制约因素的意见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