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

傅伟勋融汇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考证训诂传统以及义理之学，架构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从忠实原意出发，走向原意的超越，落脚在新意义的建构上，将自身展示为顺序进行而不得跳跃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造的诠释学是中国 诠释学建构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开风气之先，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获得的思想经验，弥足珍贵。但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考察、系统内部逻辑关系的检视和方法有效性的证立，这导致其内部不时会出现紧张、冲突和相互反对现象，典型地表现在“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的初衷是方法论的，但其理论旨趣却明显偏向诠释哲学，而其对诠释合理性或有效性的说明又不得不依凭于哲学诠释学。与傅伟勋对话，取“创造的诠释学”之长，纠补其短，是后来者必须承担的思想任务。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及可能的出路——从“视域融合”到“身心交融”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基础上,赋予时间间距以诠释的创造性价值,提出了“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模式,以此取代并拓展了施莱尔马赫“设身处地”的方法论诠释学。时间间距的创造性价值是其本体诠释学的核心内容,它体现在过滤功能和效果历史这两个方面。但是,由于伽达默尔过于强调效果历史中的时代视域的融合,没有看到作为个体差异的“空间间距”在诠释过程中可能具有的创造性价值,使其最终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结合胡塞尔有关视域跟身体的内在关系的论述,我们发现赋予身体在诠释中的创造性价值,可以有效克服黑格尔主义的主体性困境。此种“身心交融”的诠释模式正是宋儒读经法的一个基本预设。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诠释学诉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表明,“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关系范畴

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开创了通向世界哲学的哲学视野和思考路径,也体现了哲学的多元性关照与统一性的诉求.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呈现出相反与相成的特点,并有7对关系范畴值得关注,分别为:“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这7对范畴也呈现有序的结构.本体诠释学的解释模式也可以反过来适用于成中英自身的理论体系,呈现反身性.     

过度诠释——诠释学悖论的产物

“过度诠释”既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下,本文从诠释学自身的悖论出发,追根溯源,发掘其深层含义,分析引出“过度诠释”是诠释学悖论的产物,试图更加合理地阐释和把握“过度诠释”.     

《龙船调》中“龙”的诠释学解读

《龙船调》是一首优秀的湖北民歌。这首歌中的“龙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冷冰冰的符号,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实体道具而已。从诠释学的角度对其重新解读,其实它意蕴丰富,是一条虎虎有生气的“蛟龙”,充溢着神性和瑞性浑然一体的文化韵味,昂扬着福生、奋进与和谐的民族精神。这种全新的意义视域,正是我们在重构“龙船”的历史语境中自然而然呈现的。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理解”与“诠释”——论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四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理解"与"诠释"的关系,揭示了西方诠释学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文学阐释学的语言陷阱与汉字思维——论“Ontologie”的词源学系谱及诠释学的署名权

中国学界把总括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哲学思想的“ontologische Hermeneutik”翻译为“存在论诠释学”或“本体论诠释学”,其必然在汉语字面意义的阅读上构成误读的语言陷阱。事实上，西方诠释学源语理论被翻译为汉语译入语后，其中隐藏着多种不可通约的语言陷阱。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拉丁文“Ontologia”是德意志学者路哈特于1597年至1606年之间“coined”(创制/杜撰)的一个崭新术语，其产生得相当晚。在印欧语系词源及其意义逻辑的追溯中，我们清理与分析“Ontologia”和“Metaphysica”的共同本质属性，是为了提示研究者们：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在其解构与重构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脉通贯历史的概念结构及词源系谱，即诠释学与形而上学、存在论或本体论在学理的概念结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端是以巴门尼德的“Sein”为起始，后端是以海德格尔的“Dasein”为终结。我们通释这一词源系谱，更是为了拨开遮蔽于中国学界诠释学研究的误读性迷思。     

《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钩玄

《中庸》所谓“道问学”乃是经典诠释学问题。“尊德性”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宗旨,即在经典诠释中“诚身”。因此,“尊德性而道问学”乃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即通过“道问学”来实现“尊德性”的目标。（一）“尊德性”宗旨的要领,是“隐恶扬善”并“择善固执”。（二）“道问学”就是在经典诠释中“致知”,具体展开为：1．“尽精微”（学、问、思、辨）以“道中庸”,意指经典本义的理解。2．“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3．徵万事以证经义,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三）“敦厚以崇礼”则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旨归,意在“鉴往而知来”,指引未来的制度建构。作为诠释宗旨,“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     

傅伟勋对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诠释学建构

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对中国传统道家哲学逻辑发展进行了诠释学建构。他认为老子之“道”留下了诸多诠释学难题；庄子以超形上学的立场予以突破与消解，两者分别构成道家哲学逻辑发展的肯定与否定阶段；郭象对老庄的（超）形上学实行双重否定，构成否定之否定，完成道家哲学辩证发展的第一个圆圈。傅氏的创造性诠释收获颇多，但对诠释的忠实性原则似有忽略。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到底是什么——兼诠释学经验范畴述评

针对关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习惯见解,本丈旨在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是“经验”问题,而不是“理解”问题。文章通过探究《真理与方法》的写作体例与表述方式、伽达默尔同海德格尔的关系,阐明造成这种“理解”倾向的原因。并总结、评述“诠释学经验”范畴。     

2008:诠释学与中国

2008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持续的推进中收获了诸多扎实而丰厚的果实: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积累性的译介和争鸣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亦颇有斩获;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仍有一些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历史学、心理学、翻译诸领域的表现较为活跃.     

2004:诠释学与中国

相对于2003年略显平实的情形,2004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更为活跃、热烈。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已有实践性的探索和具体的建构；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于美学与诗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学诸领域都有新的进展和开拓。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述而不作”与训诂的传承和创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一生治学为文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历来注家皆以孔子治学只述不作,却又极力为其回护,以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遍览《论语》全书,通观孔子终生进德修业的言论行事,其所谓“述而不作”之“作”,乃“诈”字之假,即他所极力反对的“不知而作”的“虚假妄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尊重历史、观照现实,温故知新、不妄作解人的重要命题;是学为人师、实事求是作风的具象表述;同时为一切训诂之根本大法,并铸就了中国经典文献诠释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