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关系范畴

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开创了通向世界哲学的哲学视野和思考路径,也体现了哲学的多元性关照与统一性的诉求.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呈现出相反与相成的特点,并有7对关系范畴值得关注,分别为:“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主观体验与客观经验”、“中国传统与西方风格”、“古代气质与现代追求”、“事实揭示与价值探求”、“本体呈现与方法分析”、“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这7对范畴也呈现有序的结构.本体诠释学的解释模式也可以反过来适用于成中英自身的理论体系,呈现反身性.     

“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

傅伟勋融汇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考证训诂传统以及义理之学，架构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从忠实原意出发，走向原意的超越，落脚在新意义的建构上，将自身展示为顺序进行而不得跳跃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造的诠释学是中国 诠释学建构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开风气之先，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获得的思想经验，弥足珍贵。但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考察、系统内部逻辑关系的检视和方法有效性的证立，这导致其内部不时会出现紧张、冲突和相互反对现象，典型地表现在“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的初衷是方法论的，但其理论旨趣却明显偏向诠释哲学，而其对诠释合理性或有效性的说明又不得不依凭于哲学诠释学。与傅伟勋对话，取“创造的诠释学”之长，纠补其短，是后来者必须承担的思想任务。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诠释学诉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表明,“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关于富含原始儒家诠释学思想的两个命题的思考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均出自《论语》,且都是富含诠释学精诣的命题,前人多分别进行过论述。今将两者放在同一个诠释学理论的平台上,以求更好地揭示出这两个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今人对“述而不作”的理解是建立在“辞达而已”的基础之上的,“述而不作”对元典或经典的诠释态度最终凝结于语言得以表现,“辞达而已”恰好囊括了我们对“述而不作”诠释的维度。     

保罗·利科诠释学的文本理论探析

文本诠释学是保罗·利科构建其诠释学理论体系进程中一个成熟而具有建设性的阶段。他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诸如间距化、归己化、文本世界、诠释学之虹等,其中有些概念是在已有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另一些则是利科的独创,成为其诠释学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通过这些概念,利科不仅对诠释学传统疑难问题进行梳理与澄清,逐步完善了文本诠释学理论,并把文本诠释视为一种范式,试图呈现文本诠释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作用,把诠释学理论推广到其他领域。     

中西诠释思想之比较——以孟子及阿斯特等人为例

如果以西方诠释学作为参照,那么,共有两类诠释方法隐含于孟子思想之中.简言之,他的"以意逆志"说与阿斯特的诠释学接近,"知人论世"说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说则与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雷同.不过,若把孟子的诠释思想与加达默尔诠释学予以比较,我们将看到,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缺乏有效沟通的前提.阿斯特等个案说明,虽然同为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却非所有西方诠释学都不具备与中国诠释思想的可比性,中西诠释思想间存在着对话的可能.     

《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钩玄

《中庸》所谓“道问学”乃是经典诠释学问题。“尊德性”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宗旨,即在经典诠释中“诚身”。因此,“尊德性而道问学”乃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即通过“道问学”来实现“尊德性”的目标。（一）“尊德性”宗旨的要领,是“隐恶扬善”并“择善固执”。（二）“道问学”就是在经典诠释中“致知”,具体展开为：1．“尽精微”（学、问、思、辨）以“道中庸”,意指经典本义的理解。2．“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3．徵万事以证经义,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三）“敦厚以崇礼”则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旨归,意在“鉴往而知来”,指引未来的制度建构。作为诠释宗旨,“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     

神话资源转化必须警惕两种倾向——冯天瑜先生访谈录

冯天瑜先生认为:神话资源转化与其他传统的、古典的资源转化一样,具有文化延续的必然性;神话资源转化过程有一个诠释学问题,在诠释学范畴内讨论神话资源转化,必须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过度诠释,二是否定诠释的可能性;神话资源转化既要坚持资源的本真性,又要坚持资源在当代的可转化性,只有如此,神话资源转化方能产生积极的文化影响。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傅伟勋对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诠释学建构

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对中国传统道家哲学逻辑发展进行了诠释学建构。他认为老子之“道”留下了诸多诠释学难题；庄子以超形上学的立场予以突破与消解，两者分别构成道家哲学逻辑发展的肯定与否定阶段；郭象对老庄的（超）形上学实行双重否定，构成否定之否定，完成道家哲学辩证发展的第一个圆圈。傅氏的创造性诠释收获颇多，但对诠释的忠实性原则似有忽略。     

试析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传统”理论

“传统”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针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崇尚理性和否定权威、传统的现象 ,重新诠释了“传统”、“权威”。他通过对理性与传统的关系、前见的合法性、理解的历史性等的分析 ,在“理性法庭”的废墟上营建了新的“传统”的理论。     

徐复观诠释学思想探要

徐复观著作中蕴含丰富的可以理论化、系统化的诠释学思想,活跃着生命的立体化的具有实践性、真实内容和工夫实体的诠释学体系。从作为诠释学实践活动本身的活动机制及其逻辑起点即"起心动念"处入手,并把其诠释学实践能力分解为"虚静之心"与"互为主体性"两部分,则这一诠释学体系可以表述为:诠释学实践活动即是诠释主体以虚静之心的力量透入于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并以主客合一的精神状态,在"互为主体性"的诠释学实践能力的作用下,使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以其主体性的本来面目如实地透出于诠释主体,即透过诠释主体的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而显现出新形式、新体征,以实现哲学"思想结构的转换"。从诠释活动本身的主体性来说,诠释对象的主宰性远大于诠释主体,诠释主体仅充当诠释对象得以显现的工具、手段等配角角色,诠释对象才是主角。     

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合理运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确立了一种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的诠释方法论原则,事实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诠释学即实践诠释学,从而实现了诠释学领域的重大革命。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理论指导实践”“意义先在”以及“释义学循环”的片面性或局限性,形成了基于“实践选择理论”的实践反思法、基于“意义生成”的理念生成法以及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经验析取法。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必须正确处理好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分别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践哲学以及问题哲学等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哲学诠释学与语言学的交点融合语言诠释的方法

本文拟借助哲学诠释学这一概念,把哲学诠释学应用到语言教学和研究领域,使用诠释的泛指意义,局部意义,即宏观意义,微观意义,借鉴融合多种手段方法,找出和语言学相互问的融合途径,提出可具操作性的程式,将其具体化为语言诠释的方法.语言诠释的方法,是在哲学诠释学的指导下,基于认知基础上互动的比较,借助学习者所掌握的母语优势,形成理解与翻译的语言内化模式,发展语言认知.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