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曾经有过两次不成功的经历:一次是2005年签署的中、菲、越"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协议";另一次是2012年弗勒姆能源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礼乐滩的共同勘探尝试。这两次不成功的"共同开发",其症结在于南海域外国家——美国的干扰,以及菲律宾要求中国承认其对礼乐滩"拥有主权"。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后,改变了其前任阿基诺三世对中国强硬的做法,搁置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加强与中国的双边接触,使中菲关系得到改善。于是,两国重提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并建立了南海争议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使"共同开发"的可行性明显增大。     

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转变的国内推动与限制因素及未来趋势预判

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初即把菲律宾的国防重点从国内安全转为对外防卫,把南海政策从"大国平衡"转为"借美制华",把南海油气开发政策从中菲合作转为独自开发。在挑衅中国南海主权的行为遭到挫败后,阿基诺政府彻底抛弃了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把本国的南海政策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绑在一起。菲律宾国内的家族政治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小集团思维",外加根深蒂固的亲美传统,是推动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但菲律宾国内叛乱分裂问题悬而未决,以及菲律宾国内对增加美国驻军人数的反对意见,限制了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进一步激进化。由于阿基诺政府的南海政策并未使菲律宾获得实际收益,并且阿基诺政府也深陷腐败案件,这为菲律宾下届政府调整南海政策提供了动力。鉴于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的僵化以及任期即将结束,中国应重点关注菲律宾下届总统的南海政策趋势,并需要在维护南海主权和适当向菲律宾释放善意之间取得平衡,帮助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     

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

二战结束以后西欧六国开展的"欧洲煤钢联营"能够给南海共同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欧洲煤钢联营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经验:设立了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采取渐进的功能主义方式,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大国合作和领导,同时兼顾平等和小国利益;政治精英发挥了政治智慧。"欧洲煤钢联营"与南海共同开发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存在调适"领土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发"的路径选择问题。欧洲煤钢联营对南海共同开发的政策启示包括:南海资源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制并行推进;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共同开发的重点领域;未来可设立"超国家"色彩的"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着眼远大的政治经济目标和未来的东亚一体化。如果南海沿岸国能成功开展共同开发,这将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论“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对南海仲裁案的启示

中菲南海仲裁案虽涉及国际法问题,但却不限于法律。未雨绸缪,我们有必要对南海仲裁案的最终结果进行相应的预判,特别是研究如何应对潜在的不利裁决。对此,"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表现为两案均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异议;案件当事人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案件均涉及复杂的政治纠纷与特定的国际关系。为最终化解"尼加拉瓜诉美国案",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法律与非法律措施。类似地,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也可参考美国的部分实践,具体包括:围绕法律问题提出相应的抗辩,就案件的后续问题妥善制定相关策略,寻求长远的一揽子解决契机,以及做好国际公关与国际政治平衡。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前景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以来,积极调整菲律宾的南海政策。这是菲律宾内政外交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基于菲律宾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务实理性选择。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压力、大国平衡压力以及对待南海仲裁结果的实用主义。杜特尔特政府的未来南海政策走向和发展前景,则与菲国内政治发展态势、美日对菲关系发展态势以及中美菲三方关系的互动态势密切相关。中国需要审慎评估相关态势发展动向,以便及时做出预案。     

中菲礼乐滩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前景分析

礼乐滩位于南沙群岛东北,由于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故成为中菲南海争议的焦点。菲律宾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引进外国石油公司,对礼乐滩的油气资源进行单边开发,近年来又将之划成区块进行招标。2012年,菲律宾菲莱克斯石油公司总裁邦义礼南因资金与安全问题,提议引进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礼乐滩"72号合同区"联合进行开发,但后来因菲方在合同中增加了联合"开垦协议",要求中方承认菲律宾对礼乐滩"拥有主权"而遭到中方的拒绝,导致双方谈判未见成效。此次谈判破裂预示,中菲在礼乐滩"共同开发"的前景很不乐观,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论2012年以来越南的南海政策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南海维权政策的深入调整以及美国对南海的深度介入,越南顺应自身政治经济发展客观要求,调整其南海政策,在政治上强化"南海诸岛主权属越",反对中国的南海政策原则;经济上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外交上推进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强军建设注重推进与美国等的防务合作。因此,越南南海政策表现出以下特点:政治属性强、具有强烈的经济动机、极度依赖美国等支持、注意利用中越关系大局。纵观这8年,越南南海政策在维护既得南海非法权益上遇到了挫折、经济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对话与对抗:媒体外交视野下的“南海仲裁案”

自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布关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以来,有关该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事实上,自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向海牙仲裁庭提起仲裁以来,"南海问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媒体外交视角分析了中国和菲律宾主要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和《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通过框架分析发现,"双边协商"与"多边外交"之争,"不合法"与"约束力"之争归根结底可以纳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的范畴。而隐藏在媒体框架背后的是中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与"对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新加坡考验”——根源、限度及启示

"新加坡考验"是中国南海战略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新加坡对航行及飞越自由问题高度敏感,以均势外交维持自身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制衡思维根深蒂固,以及其偏好借助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发挥作用,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新加坡对中国的"考验"也给自身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局限性愈发明显,同时,也给中国的南海战略提供了反思、调适的契机。着眼未来,中国应积极应对南海问题上的法律挑战,以求同存异、趋利避害的态度继续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更加明晰地表达在南海的利益诉求,扩大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

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日益朝着"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立场转移,给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不仅对中国的"断续线"主张提出质疑,还指责中国阻碍南海航行自由,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鼓动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积极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外交帮助和军事支持,甚至直接派遣飞机和舰船进入南海争议地区。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日益积极的干涉立场与举措,不仅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海洋抱负与日俱增的忧虑,也反映出美国维护亚太领导权、安抚亚太盟友及维护其海洋霸权的战略决心与考量。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抬头、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及美国政治正进入大选周期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态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并可能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中国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积极稳妥应对南海困局。     

南海仲裁案:一场闹剧的尴尬落幕

正"裁决是张废纸,仲裁就是一场闹剧"。这场"法律战"中,菲律宾不惜血本重金聘请一支庞大的国际顾问团队,但"这个仲裁的最大受益者绝对不是菲律宾,而是美国,他们是为了反对中国而做的"。一场闹剧终于结束。2016年7月12日傍晚,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完全是一场非法的政治闹剧。"而对菲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中国明确表达的立场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     

论南海仲裁案“岛礁属性争端”之不可仲裁性

2015年10月29日,倍受瞩目的南海仲裁案初步裁决出炉,仲裁庭裁决对包括4项"岛礁属性争端"在内的7项仲裁请求有管辖权。从法理上分析,南海仲裁中的"岛礁属性争端"既要符合国际仲裁所能审理的国际争端的一般特征,还要能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国际争端的特殊要求。但是,南海仲裁案中的"岛礁属性争端"既无法反映争端方的对立观点,又无法反映中菲之间存在法律权利上的利害关系,还与中菲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海洋划界争端密不可分,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争端,因此不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中国不仅应该继续秉持"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而且还要积极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径、极限与对策思考

南海问题现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经历了政策宣示、外交介入与军事干涉等阶段。美国南海政策的逻辑原点,是出于所谓"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国际规则"、"维持地区军事平衡"乃至"巩固地区主导权"等多重考虑。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以"遏制"与"抵消"的混合战略为指导,军事行动与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并渐次升级,政策实施愈发激进、顽固,成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美两国关系与地区安全影响急剧突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战略塑造应注重形势变化,多种手段并重,有效化解该方向日渐突出的战略挑战。     

南沙岛礁领土争议法律方法不适用性之实证研究

解决南海存在的南沙岛礁领土归属争议,利用和平方法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文分析了利用和平方法(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处理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的基础和障碍,阐述了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制度,特别指出了遵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重要性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得出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无法利用法律方法解决的结论。最后,本文提出完善我国海洋问题政策与法制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     

论特别敏感海域制度在南海的适用

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是国际海事组织主导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通过规范国际航运活动实现海洋环境保护,与其他相关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具有差异性。南海符合特别敏感海域选划标准,从南海争端现存局势看,在南海申请指定特别敏感海域对中国利弊均存,但利大于弊。中国应当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和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缔约国框架内,主动介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所提特别敏感海域申请,从把握区域环境治理国际话语权及积累政治互信角度出发,采取双边路径与多边路径相结合的方式,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选择适宜于本国的特别敏感海域制度申请路径及海域管护措施,以维护我国在南海享有的合法权益。     

试析美国智库对美南海政策的影响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许多美国智库学者对南海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学者们分析了中美南海博弈现状及中国的南海战略等问题,认为中国采取了"拖延""定制的强制""剥卷心菜"等战略来强化对南海的控制,并提出了"成本强加""法律战""羞辱战"等政策建议加以应对。这些建议大致可分为"加大压制""扶压并举"和"共同努力,缓解冲突"三种类型。奥巴马政府大体上采纳了"扶压并举"的政策建议,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将采纳智库的何种政策建议目前还不确定。中国需关注美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研究动态及其对美国政府的影响,谋划南海局势可能再度紧张的应对之策。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局势演变与中国共产党南海权益维护

1978年以来是南海问题发展变化的重要阶段,在"内因驱动"和"外因刺激"下,南海局势变化历经"从岛屿争夺到区域外大国介入"、"在东盟化、国际化推波助澜下升级为国际热点"、"从海洋权益之争演变成为各国海洋战略博弈"变化。面对南海局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和国家战略指引下,制定南海政策,调整南海战略,从"军事维权与行政管辖并举",到"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到"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内政、外交等措施应对南海问题。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争议领土主权归属仲裁证据规则研究——基于证据分量视角分析中菲南海主权争端

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仲裁庭在处理当事国领土争端时,坚持当事方提交证据自由原则,但在实践中也形成了若干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规则方面,已经形成了初具雏形的证据分量大小比较规则,并将有效条约的分量置于决定性地位。但是,仲裁庭的判案证据规则仍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和反复性,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与菲律宾尚存在南海主权争议,基于证据分析视角比较中菲南海主权争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相关条约、"历史证据/南海诸岛位置图"和有效管辖证据等三个层级的证据环,构成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证据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