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VAR模型的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集聚分析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东北人口流动和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特点,利用1987-2015年的相关城市数据,运用PVAR模型,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和东北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利于全省人口向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以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为特征的东北工业化发展不利于人口的集聚,另外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指令性经济的影响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影响较弱且持续时间不长。在进一步讨论中,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与PVAR模型一致。目前在东北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资源集聚优势,合理安排产业比例,完善产业布局,确定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促使工业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此外,还要减少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实现两者的互动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发挥人口集聚优势,带动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

本文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定义与内涵出发,选取流出人口比重、城镇化率、0¹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四个指标,采用综合测评法从县域尺度对中国1 995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指数均值分别为14.22、23.45,呈现时间上的动态大幅上升趋势,高值区主要为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以及黑—蒙北部,低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附近、滇—藏南部以及川西地区;200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四个指标,采用综合测评法从县域尺度对中国1 995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指数均值分别为14.22、23.45,呈现时间上的动态大幅上升趋势,高值区主要为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以及黑—蒙北部,低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附近、滇—藏南部以及川西地区;2000²010年1 892个县(市、旗)农村人口空心化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103个县(市、旗)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所改善。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西—东、南—北加剧的空间格局,南北向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差异大于东西向。2000年、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全局Moran’s I分别为0.615 2、0.616 5,存在全局空间强自相关特征,空间集聚趋势有所加强,区域差异正逐步拉大。高—高型集聚区域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川渝地区、皖豫交接区域扩展,北部高—高型集聚趋缓,不同聚类区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内部异质性有所加强。地方政府应从当地实际出发,在就业扶持、信贷支持、宅基地使用、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等方面多管齐下,破解农村人口空心化困局。     

中国人口“城”“镇”化解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观测

"城镇化"语境应是中国版的Urbanization,是本土化的"城市化"概念。但不宜将"城"与"镇"混为一谈。本文试图依据人口普查设置的"市人口"和"镇人口"指标划分,解析中国"市""镇"人口规模变化及其消长关系;比较"市""镇"人口聚居密度及集聚能效;观测"市"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及其年龄构成差异。据以阐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来自"市""镇"两个层面的人口学效应。     

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选择:实践证明与理论分析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伴随,但城市化进程的路径有多种选择。当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分发展小城镇是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小城镇的充分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单独依靠小城镇的自然发展也不能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小城镇为达成可持续发展有空间整合的必要性,集聚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增长极理论、扩散理论、三元结构理论以及反磁力理论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给出证明。我国的小城镇发展还存在着体制障碍,为此必须多角度入手探索激励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切实进行保护入城居民权益的户籍改革、建立激励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政策、建立多种渠道的融资机制等。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收敛性分析

文章借鉴区域经济收敛性理论,利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运用经济计量学中的横截面回归分析,研究人口空间分布动态变化与经济初始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64-1992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比较弱的条件收敛性;1992-2003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则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散现象。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集聚力与离散力的“博弈”

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初始的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禀赋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首都圈"中心—外围"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博弈"和"对抗"的结果,其中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反映科教实力的高校数量是主要的集聚力,而房价、交通拥堵以及水资源短缺是主要的离散力,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作用最大;该分布格局也是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映,中心超大城市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对高端劳动力和为高端劳动力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均有较大的需求,而首都圈外围城市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今后除了需要遵循城市化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改善和调节上述导致人口过度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及其对比关系,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力推进和实施,加快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差距将成为合理布局人口空间格局,促进首都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郊区化"还是"城市化"?——关于北京城市发展阶段的讨论

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已普遍进入郊区化时期.文章对学者们最早提出的郊区化典型城市--北京作了详细讨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人口流动的主流是集中,人口分布的变化是市区人口调整,城市发展是市区地域扩张,因此,它应该属于城市化阶段而不是郊区化.文章阐述了城市从城市化到郊区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各区域的人口变动特征,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除个别城市,如上海市外,目前尚处于城市化阶段.     

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结构偏差

本文对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估算.在不同方法估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仅仅略微偏低正常值10%左右.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存在显著偏差.实证分析证明,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化产业结构严重偏差是由于近20年来,中国侧重发展小城市,小城市比重上升使服务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城市效率,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     

城市化的二元分析框架与我国乡村城市化研究

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区域结构理论是人口城市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基础理论框架。本文在简单介绍这两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评述了它们在研究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问题上的局限性 ,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城市化的实践 ,论述了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在突破基于二元分析框架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局限性上的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化模式研究综述

城市化是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方经济学关于城市演进的理论上主要有分工演进、推—拉作用和集聚经济理论。众多学者在这三个主要理论指导下,着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探讨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并关注于城市规模效应和城市体系建设。但这些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城市发展的目标也太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未深入探讨以全体居民的福利改进为目标的城镇化可行性路径。     

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构建

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全面转变的过程。本文拟从城市化的涵义出发,简要分析过去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演进机制,同时认为,在现阶段西部城市化应以创新为起点,其动力有主动力(产业的空间聚集及其现代化)和从动力(如外资的带动、政府行为、人的主体因素影响)之分,从而提出城市化的动力系统框架和机制。     

中国人口城镇化战略研究

文章重点分析人口城镇化的中国特色;在对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战略目标、路径和举措。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将对未来繁荣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人口城镇化面临滞后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等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方向将由单纯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改革进入以推进深度人口城镇化为特征、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需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主导力量,以扩大城镇就业、户籍制度改革为基本导向,大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人口城镇化道路。     

我国人才集聚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关系的建模研究

城市化进程推动人才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为人才集聚提供了重要平台；人才集聚是城市化水平提升不可或缺的动力和必然结果。我国人才集聚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的量化研究需要借助模型工具，通过对模型信息的深入挖掘．从城市化六大要素角度提出促进我国人才集聚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山东城市化发展策略

本文在总结、分析了当前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山东省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论西部开发中的城市发展问题

本文在对近20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西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选择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以及若干城市发展对策措施.     

中国城市化波动的解释:工业化波动和服务化波动的冲击

文章利用消除趋势法得到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化的周期成分度量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波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波动可以划分为6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波动最为剧烈,服务化波动最为平缓,城市化波动介于二者之间;城市化波动滞后于服务化波动,服务化波动滞后于工业化波动;城市化波动主要源于自身波动的冲击,工业化波动和服务化波动冲击的影响较小;城市化波动分别对工业化波动和服务化波动的脉冲响应曲线均为明显的正弦波,但脉冲响应时滞及冲击力度明显不同;工业化波动对城市化波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服务化波动对城市化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

人口城市化在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1世纪的中国人口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全面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必须在我国现行城市化方针指导下,既研究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和基本问题,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走出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战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反思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五种偏向

城镇化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问题。文章认为未来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须坚持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原则,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五大偏向问题,提出实现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实施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解决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问题、鼓励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和就近转移、推进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改变各城市在GDP上的恶性竞争局面。     

后发地区城镇化制度变迁中的困境与取向探析--以西北民族地区为例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结构变迁，也是推动后发地区实现赶超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国家加大对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政策支持。“安居富民”、“定居兴牧”、“撤乡建镇”、“村改居”、“旧城改造”等系列城镇化的制度安排，改善了落后的发展条件、投资环境和生活状况，使西北民族地区发生了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剧烈的社会变迁。但推进中也面临着制度缺失、制度失信、制度偏好、路径依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引起的制度冲突等困境，论文提出了城镇化的制度完善与变迁取向。